记录与计算机存储相关的过往（连载二）：字纸漫漫笨重而昂贵的存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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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无新事，纸质存储和磁盘光盘存储的原理依然相通：利用外界力量改变存储介质的表面特征，为这些改变赋予意义，让它们可以分辨和识读。
意外邂逅最初的纸质存储
1947年初，十六岁的穆罕默德·艾拉迈德正在死海西北岸放羊。在寻找走失的山羊时，这个贝都因族的年轻牧羊人发现了一个岩洞。他往岩洞里扔了一块石头，听见打破了器皿的声音。小伙子钻进去看，发现了一些陶罐。埋藏了两千年的记忆，就此苏醒。现在，这些古人的记忆正在被扫描成高精度的电子版本，单薄而易碎的古老遗物，将会和现代存储装置共存亡。
陶罐里存放的，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死海古卷。在之后的十年间，人们在这片地区附近的十一个山洞中发掘出了更多的古卷，一共能拼成约九百种不同的文献。原来，一族迁徙至此的犹太文士收集并抄写了关于死海的文献，并在公元66年到公元70年间犹太人第一次起义的时候，把这些珍贵记忆藏进了干燥的洞穴中，这就是死海古卷的来历。
这些古人的文字被写在磨光的薄薄羊皮纸和纸莎草纸上，用麻布紧裹，外面还浇上了一层沥青。只有这样，在那种干旱的环境下，它们才能保存两千年。而即便这样，这些文件现在也已经残破不堪，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只能用亮度很低的小灯照射，以尽可能避免光线带来的损害。在时间面前，人造物总是显得脆弱无比。
羊皮纸、纸莎草纸，以及在东方广泛使用的竹木丝帛，是人们最早的便携式存储器。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这些存储器和磁盘光盘存储的原理依然相通：利用外界力量改变存储介质的表面特征，为这些改变赋予意义，让它们可以分辨和识读。
而这些存储装置，必须依赖一个前提：公认的记录符号——也就是文字。在文字出现之后，那些轻飘飘的说出口就马上消失的语言，终于找到了载体；人们之间的交流，终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文字，就像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的火种，终于燃起了文明传承的熊熊烈焰。
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抄本
然而，文字天生的简单性，让它无法细致而全面地记录下所有信息，也让它只能作为一种无奈的代用品而存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文字的发明会导致人类记忆退化，甚至把这些书写的符号同麻醉药相比较，认为这两者在提供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消极的负作用。他的学生柏拉图更加激进，认为文字已经成为了某种不利于人类的“异己”，认为书写文字同真实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距离，认为通过文字，人们获得一些近似智慧、而非真正智慧的东西，却让人们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两位大哲人都认为，文字是死的，它没有能力辩解和诠释，它只是思想的尸体而已。
然而反讽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知人们的观点，恰恰是文字的功劳。文字的无力和模糊，也许是在那个时代，为了广泛传播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更好的沟通方式，还远远没有诞生。
死海古卷上的文字，完全是逐一抄写而成。人工抄写是件相当繁重的工作，特别是抄写不能出现任何错误时，更是如此——这些早期圣经的抄写者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哪怕在一页上只写了一个错字，就要重抄整页。当时的抄本就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算机，笨重、昂贵，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
这种情形持续了上千年。存储介质的昂贵和书写速度的缓慢，让文字中蕴含的知识注定只能被少数人获得。出身和财富，往往决定了在人类知识阶梯上能够攀到的高度；而绝大多数人，甚至连攀爬这把梯子的权利都没有。只有降低获得知识的成本，文明才可能更迅速地发展。
在西方人依然在羊皮纸上抄抄写写的时候，公元105年，宦官蔡伦将改良后的纸献给了汉和帝。这是一项废物再利用实验的成果，那些天然植物纤维经过挫、捣、抄、烘等工序，很快就能变成便宜、便携而性能不错的存储器。在之后的数百年里，造纸术越发成熟，传遍整片国土，而能够与之相配合的记录技术，却杳然无踪。
直到汉和帝第一次看到改良纸之后五百年，速度高而成本低的书写技术，才姗姗而来。
（作者简介：猛犸，科技作者，宅属性。关注信息技术及其对生活带来的影响，为多家科技、新闻媒体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