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活动影响
业余无线电运动已成为当代的竞赛项目之一。可它作为群众性的业余活动，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所开展。在当时的上海、杭州、北平等大城市的一些学生、青年工人及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职工，出于对这项事业的热爱，开展学术研究、自制收发报机，进行空中友谊的通讯活动，活跃业余生活。
1932年，在上海有方子卫私人创设的“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和“中国业余无线电社”并发行社刊“QSP”。后来该社由“中华业余无线电社”接替。
1936年在杭州组织了“中国振中业余无线电研究社”（CCRCC），由杭州广播电台的赵振德任社长。这样外国寄QSL即直接由CCRCC转递。接着在QSL社刊上建议改社名为“中华业余无线电社”（CRC）。总社设在杭州，并先后成立了5个分社和6个支社。
CRC不仅向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申请代表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加国际联盟组织。还向当时的交通部要求开放业余无线电通讯，批准CRC组织。当时虽未获得批准，但实际上已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组织取得联系，并互换社刊或会刊，转递QSL卡片。仅一年的时间，CRC已有业余电台的社员200多人，没有业余电台的社员也有100多人。
1936年冬，CRC进行了国内业余电台通讯比赛。这时正值绥远抗战时期，为此在QSL社刊上发动社员进行援绥捐献，并拟带机器随队参战。
1937年，CRC这个人民群众的学术团体，被“交通部”以“私设电台”及“不法组织”的罪名，勒令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电台一律拆除或没收，但社刊QSL仍按时出版。
自“七·七”芦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要求组织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8月11日，由上海、杭州的CRC社员及特邀无线电界人士，在交通大学同学会召开大会，一致要求成立“中国业余无线电人员非常时期服务部”，要求当时政府批准参加抗日救亡服务。后被批准成立服务部。1940年9月，CRC更名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
一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抗战期间通过史沫特莱记者，曾向江南的新四军输送过短波收发讯机的无线电通讯器件，据说受到了毛主席的书信表扬。
在福建有一位青年学生高振洋（后任省冶金厅厅长），他就是“中华业余无线电研究社”（CRC）的甲级社员。他曾参加过“中华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1938年他参加了民先队，于1942年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上了武夷山，在当时的省委机关电台工作。该电台先后和上级机关及兄弟地区建立并保持联系。
CARL曾于1940年5月5日召开过第一届空中年会，有重庆、宁夏、贵阳等地的代表参加，昆明出席的代表有孟昭英。
1941年再次申请加入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IARU），并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扶植的伪满州国。1942年在重庆举办了业余无线电展览会。1946年朱其清参加了世界电讯会议，提出“C”字头的合法问题。1947年又召开了第八届空中年会。整个活动至解放后不久停止。
解放后，这批科技人员大都受到多次的审查，但他们兢兢业业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如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北京民航局高级工程师张宗汲、北京邮电学院教授陈仁慕、国务院重大技术设备办公室副主任王传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常振铮、北京市经委质量处工程师张家齐、中国电子学会上海公司经理沈明钢、解放军三局无线室主任谢棣华、上海冶金材料总厂工程师黄耀曾、杭州侨丰静电设备厂工程师赵振德等。（程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