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红小鬼”学习无线电的故事，它叙述过去“小红军”在老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如何自力更生，节约爱护器材，不怕艰苦，勤学苦练，终于学到了无线电通信的真本领，后来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到我人民通信兵的英雄形象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从而吸取力量，增强我们为革命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克服一切困难练好本领的信心，并随时准备着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3年，我从红军连队调到一个训练班学习无线电。训练班有十几个人，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文化程度都很低，有一个是初中毕业生，有四五个读过几年书，是从鄂豫皖根据地的“列宁小学”来的，大部分同志没有上过学，有的连自己名字还写不对。学习起来，困难自然很多。再加上那时候训练班的条件又差，没有学校、没有课堂，连个老师都没有。生活也很苦，天天跟着部队行军作战，说不定几天几夜捞不到觉睡，哪里能正正规规坐下来学习。那时整个革命事业正处在艰苦的岁月里，再苦大家都不怕，都说：“我们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学习的，参加革命的，干革命就要准备吃苦。”大家对学习都充满了信心。
我们学习用的电信器材很少，没有什么大机器小机器的，只有一个木榔头（手键）、几节干电池和一架练习收发报用的蜂鸣器。你别把蜂鸣器当作什么真机器，其实是拼拼凑凑配起来的，一用起来，下面还得垫个破洋磁盆，要不，声音小得象蚊子叫，一点也听不清楚。
敌人围攻我们，封锁我们，有时连点盐也吃不上，干电用完了也没有地方去搞。怎么办呢？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有党，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无产阶级的战士，缺什么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什么，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自力更生。干电用完了，找个土罐子装些盐水，把电池浸在里面，照样可以用。没有小铜丝，就用小铁丝代替，没有胶木筒，就用竹管子代替。土罐子用完了，竹管子多下来的还不敢扔掉，怕以后找不着，所以行军时，连背带挂，满身都是瓶瓶罐罐，倒象个拣破烂的。有一次夜行军，有个同志滑了一跤，打了一个土罐子，腿上的皮也被擦破了。他拿着破罐子心疼了半天，还说自己太粗心，可是腿上受了伤，他却一字未提。同志们把爱护器材看得比爱护自己的身体还重要。用东西非常节省，一张纸正面用了，翻过来再用，用了第一遍再用第二遍；要是弄到几张好纸，轻易不拿出来用，把它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就象是份重要的文件。一支铅笔用得只剩寸把长了，找块铁皮做个套，还要用。削铅笔非常小心，真象大姑娘绣花，削粗了怕写起来浪费，削细了又担心断。关于节约，我还闹过笑话。一次首长叫我发一封长电报，足有一千五百来字。眼看干电快用完了，担心发了这封电报，我们的工作就得停摆，犹豫好久没有发。后来经过首长给我们打通思想才发了。事后自己感到好笑：那算什么节约呢？
我们学习的时间不多，可大家的劲头很大，行军休息是我们学习的宝贵时间，哪怕一分一秒都不能轻易放过。下雨行军，淋湿了衣服，到休息时大家顾不得去烤干，首先组织学习。春秋天在深山峡谷里，穿着湿衣服，冷得浑身发抖，可是一学习起来，什么也忘了。行军时总有几个年纪小的要掉队，一到学习时，腿也不痛了，疲劳也没有啦。掉队的赶来了，叫休息也不愿休息，他们说：“行军已经掉队了，学习可不能再掉队了。”
部队要是住下来不走，同志们比过年过节还高兴，因为一天可以学习十二三个钟头。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干，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我们训练班有个小鬼叫“小安子”的，特别活跃，说起话来两肩一耸，先出个洋相。他常常在睡梦中“提出问题”要大家答。白天，我们就和他开玩笑：“小安子，来个问题吧？”他把肩一耸：“慌什么？还没到时间呢！”那时我们行军中、睡觉前，都有互相问答，所以说梦话谈学习是常有的事，不过“小安子”是说得最多的一个。
晚上三四个小时的睡觉也经常没有保证，说梦话的打扰你，洗衣服、打草鞋也得腾出一点时间来。后来大家就把洗衣服、打草鞋当做最好的休息了。每到大家学到晚上十一、二点时，只要有人喊：休息了！同志们放下学习，有的打水，有的拿着破布麻草，洗衣服的洗衣服，打草鞋的打草鞋，一天的疲劳就会感到烟消云散。
我们这些人，连中国字还写不了多少，可是还得学英文，真是小菜勺烙锅饼——难办哪。念英文就象看天书，别扭着哩，写起来，曲里拐弯不顺手，觉得笔杆比枪杆还沉。特别是学过易忘，想多看多念一会还不行，训练班只有一本英文书，于是大伙钉个小本本，抽空轮流拿着书本抄，要是吃饭时轮到你，怕影响别人学习，那就只好饿一会肚子，因为吃饭后又有人要抄。
为了练习抄报的速度，没有什么书，就拿《红军战士报》来练。先把汉字翻成码子，再由码子翻成汉字，这样翻来复去，不知要练多少遍，手指写得僵硬了还不肯放手。有时没有纸，就用手指在地上画。经过这样艰苦的练习，从一分钟抄九十个字提高到能抄一百三四十个字。这个记录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了。
我们训练班的同志，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勤学苦练，学到了真本领。学习结束后，都分配到电台工作，在经军转战万里的过程中，发出了难以数计的向胜利进军的红色信号。（转载自“新体育”杂志1962年第9～10期）（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