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半导体公司前主席兼CEO查尔斯·E·斯波克
国民半导体公司的成功曾经是硅谷的传奇故事之一。许多年来，一直凌驾于英特尔之上。尤其在1981年，国民半导体公司成为美国第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半导体厂商，在全球名列第三。这也是硅谷继HP之后第二家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的公司，但只用了HP达到这一规模的一半时间。这荣耀自然归于公司的灵魂人物——查尔斯·E·斯波克（Charles Sporck）。（^10010102a^）
但是斯波克和他的公司很快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当时日本人的威胁。斯波克率领国民半导体公司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在生产规模和竞争性定价的博奕中同日本人展开竞争。日本公司的规模、政府的支持和时而的越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危险的竞争。不循规蹈矩，喜欢打硬仗，一开始就是斯波克的天性。不过，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中，看上去他也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而斯波克当年在仙童公司的同事所创建的英特尔，虽没有国民半导体公司那样的规模，但却明智地避开日本人的锋芒，逐步放弃存储器业务，及时抓住新的救命稻草——微处理器，成功地后来居上。而斯波克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打一场没有多少胜机的战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民半导体公司连续出现了亏损，斯波克明白必须作重大调整，才可能扭转形势。许多人开始猜测斯波克的继承人是谁，本来有确定继承权的克瓦默已经离他而去，加盟苹果寻求发展。下一个唯一显露出来的名字是乔恩·芬奇，但好像没有人推荐他坐第一把交椅。果然斯波克从外界找来了一位扭亏大师——阿梅利奥（Gil Amelio）。1992年阿梅利奥上任，担任CEO兼总裁，还真使国民半导体公司出现了利润。但是这位人选令斯波克事后大为懊悔。1996年2月，阿梅利奥扔下国民半导体公司，担任苹果CEO。斯波克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且阿梅利奥留下了一个更糟糕的摊子。这一次他又看上了LSI公司付总裁Brian Halla。Halla给董事会描绘了他设定的前景，尤其是“单芯片PC”的设计令斯波克大为赞赏。他明白，终于有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可以接替他了。他将主席、CEO、总裁三项要职全部交给了Halla，自己正式引退。
#1 去得心应手的公司
1927年，斯波克出生于美国北部的纽约州。二战期间他上高中，就把当职业军人、进西点军校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直到我服役后才发现，做军人实在不是我的特长。”1947年，他一退役就进了康奈尔大学，1951年获化学工程学位。大学期间，他结了婚，得四处打工，支付学费，维持家庭，其中最体面的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干活，毕业后也就顺势进了这家公司。他一干就是6年，负责一个制造电机的车间。
1959年，他想建立一条新的生产线，但遭工会阻挠，倍感失望。于是他写信给仙童公司，并于秋天去面试。“那时我一年挣8000美元，他们给我一年1.3万美元，这太让我高兴了。”斯波克打点行装，带着他的小家庭，来到西部。
仅过一年半，斯波克已是分部经理。三年后，当诺伊斯被赶上楼，从事公司管理方面的事务，斯波克已坐上了半导体公司总经理的席位。斯波克不具备领袖气质，但有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结果一直处于半混乱状态的仙童开始发达了。但从不阿谀奉承的他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应付纽约总部的上层人物，使其在那里的好景维持不长。当时整个行业也经受着第一次过渡期的滑波。官僚主义和人才外流开始侵蚀公司。斯波克一再向总部建议，向公司技术骨干提供更多的股票认购权，但没有成功。1967年2月，他与手下4名成员递上辞呈，他是第一位离去的总经理，是他的离去加速了仙童公司的破产。
斯波克要去的并不是一家好公司，而是濒临破产的国民半导体公司，一家甚至不能肯定下个月能否发出工资的公司。“因为它就要跨台了。只有在这种公司里，你才能得心应手。”
#1 硅谷动物
国民半导体公司与仙童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创建于1959年，但公司似乎从未成为一个整体，正在亏本。但董事长斯普拉格不惜重金和股票，正广罗电子业最杰出的人物。1967年初，他将仙童的电路设计天才鲍勃·维德拉和他的设计小组端了过来。此后斯普拉格又以股票拉来斯波克，并许以CEO兼总裁的席位。
斯波克和他的班子于周五抵达，就开始以他大刀阔斧，讲求实效而近乎无情的作风开展工作，将生产晶体管的600人砍掉一半，结果“公司似乎很快就赢利了，尽管那里只有从前一半的工人”。以后这成了国民半导体公司的传统。“我们有不少惨痛的经历，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做了些不可思议的事。”言下之意，为了生存，斯波克被迫找了些可能是非法，或至少是不道德的“抄近路”的办法。
国民半导体公司的极端贫困带来了许多轶闻。有时周末斯波克甚至会帮着手工捆扎装运的货物。那时没有预算，连园丁也只是每月来一次，而不是每周一次。结果大楼前的草长得很高。一天维德拉驾着奔驰车，从可拆卸的车篷里牵出一头山羊，用长绳将它栓在汽车的保险杆上。当天晚上，《圣何塞新闻》的晚报就刊登了那只山羊的照片。后来这只声名远扬的山羊被维德拉以很高的价格拍卖了。
斯波克运用公司无可比拟的生产技术压低产品价格，并承受一定的损失，直到竞争对手惊慌失措地溃退下去。斯波克说：“我们带着复仇心进入这一市场。在价格上我们毫不留情。我们一直降价，直到其他公司相继退出比赛。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广大的市场，足以给我们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已不处于劣势了。”由此国民半导体公司获得了“硅谷动物”这一绰号。斯波克的绰号则是“阿蒂拉（动物名）·斯波克。”实际上，他们非常喜欢这一荣誉，觉得“这使公司在顾客心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但这种强硬粗鲁的战略，使后来的国民半导体公司付出了代价。公司第一次被视为一家没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因为到20世纪80年代初，公司80％的生意来自逻辑芯片。但此时数字电路已是新的赌注，甚至有谣言说，国民半导体公司从展览品中偷走了一片英特尔的芯片，改头换面后，以此进入微处理器市场。斯波克听后大为恼怒。
#1 成为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实际上，国民半导体公司绝非理想的工作地方。办公室又挤又脏，巨大的装配大楼更是硅谷最类似血汗工厂的地方，管理压力令人恐怖。很多人就此离开了，甚至连维德拉和他的搭档多布金也觉得公司气氛异常而离去。5年后，维德拉又回来了，但却与国民半导体公司签定合同，只在国境线以南（墨西哥），他自己的家中设计产品。到了1982年，他还是永远地离开了。
当时国民半导体公司以贸然侵入新市场而著称，许多产品策略都是最后一分钟突发灵感的产物。他们曾涉足消费电子市场，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无懈可击”，后来虽在电子手表和计算器方面的业务不错，却还是放弃了这一“不擅长”的市场。
国民半导体公司进入IBM的兼容存储器市场纯属偶然，起源于一则没有特色的广告，广告上写着“国民半导体公司已破釜沉舟，即将以一系列尖端的、系统水平的产品进入计算机市场”。1978年，英特尔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边缘。英特尔竭力说服原料供应商与债权人能够通融，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其他公司相继答应了，只有国民半导体公司拒绝了。英特尔欠它1800万美元，最后这使英特尔廉价地将计算机业务卖给了国民半导体公司。两家公司由此结下怨仇。但几年后，IBM为英特尔出了这口气，它控告国民高级系统产品公司（原国民半导体公司收买的英特尔计算机部）为日本人窃得秘密以谋巨利。尽管国民半导体公司对一系列市场进行了侵袭，但它却总是来晚了半拍，只能在半导体行业中继续游荡。像在很关键的微处理器领域，国民半导体公司也来晚了，始终没能赶上。（^10010102b^）
1976年，跌跌撞撞的国民半导体公司终于厄运临头，半导体行业的销售不景气，消费电子市场也开始滑坡。国民半导体公司内部也出现危机：康涅狄格州出现生产问题，犹他州原料短缺，而马来西亚的工人开始罢工。在慌乱中，国民半导体公司犯了当时的大忌，裁员350名非生产性员工，这一愚蠢之极的举动彻底毁了公司的形象。1977年，国民半导体公司的利润从原来的1800万美元跌至1000万美元。
但这家始终在二流企业中浮沉的公司，在两年后又逢上了半导体行业的繁荣，利润剧增，终于在1981年成为硅谷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是1968年斯波克接手时的10倍。“硅谷动物”最终尝到了胜利果实。
#1 保守的老派人物
斯波克的名声却受到了多方的攻击，他变得沉默寡言。斯波克不友善的坏脾气在早年帮了他的忙，而今却开始恶化人们对他的看法。
斯波克获得了许多胜利，也犯了同样多的错误。国民半导体公司既没有英特尔的荣耀，也没有AMD的风格，更没有像仙童一样，沦为空弹壳。当其它硅谷的开拓者们搬进豪华的办公室，开着漂亮的汽车时，斯波克的办公室还缩在零乱的角落，他依然穿着像大甩卖时买来的服装和俗艳的领带，每天上班开的还是他那辆心爱的小吨位汽车。
斯波克敢作敢为、能吃苦耐劳，对享受无动于衷，但也缺少随成功而来的受人尊敬。半导体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连万能的英特尔也要向IBM出卖部分灵魂。只有斯波克牢牢坚守国民半导体公司。外面合并案不断，斯波克却威胁说，如果有人想不友好地接管兼并，他就要来一种集体自杀——抽走公司里的人和产品。
到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年轻一代已名震四海。但这些人斯波克一个也不认识。一次集会上邂逅乔布斯，他也没与他交谈就离开了。他说：“你了解我们这些从仙童起家并建立了半导体公司的家伙。你知道，一旦成功了，我们就成了一群很保守的老派人物。这些年轻人不理解我们，我也不理解他们。”
但是在严峻的岁月面前，斯波克只有一种命运：退出舞台，然后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