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造就一批百万富翁和院士
#1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70年代初，施乐公司（XEROX）在加州靠近斯坦福（Stanford）大学的一个地方开设了帕罗阿尔托研究中心，简称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施乐希望把PARC建设成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活力、在研究内容上不受限制的研究机构。这种开放态度，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并取得了一系列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开创性成果，例如鼠标、图形用户界面（GUI， Graphic User Interface）、所见即所得、页面描述语言（PostScript前身）、以太网等等。可惜的是，当时施乐并不指望PARC赚钱，也不努力促使上述创新成果转化成能够大量推广的商品，结果人才大量流失。而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造就了苹果公司风靡一时的麦金托什机（Macintosh）；1982年，页面描述语言的发明人从PARC跳槽出来，创建了Adobe，使PostScript成为国际标准；1979年，以太网的发明人离开PARC，创建了3COM公司，使以太网成为大量推广的商品。施乐公司不注意成果转化，PARC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已远不如70年代那样辉煌。
微软则是另一种风格。微软也是靠技术取胜，其诀窍是：“把软件人员的创造才华聚焦到客户最愿意掏钱包的功能上”，也就是十分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把抢占市场作为首要任务。计算机界常常批评微软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微软最早的DOS是买来的；MS Windows之前先有PARC的Alto和苹果公司的Macintosh；WORD和Office之前先有Word Star、WordPerfect和Lotus 1－2－3，而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的大量流行，曾使微软十分紧张。但是微软总是能后来居上，其原因在于：（1）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市场优势；（2）依靠很好的反馈网络使产品十分贴近用户；（3）完善的研究开发管理体制，使小公司的游击队很难与微软正规军抗衡。
在Internet领域的一度滞后可能促使微软更重视对未来技术的探讨，从微软最近斥巨资在中国的大学建微软研究院以及比尔·盖茨退居二线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1高新技术企业
#1应该造就一批百万富翁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学习微软，实行下述模式：
靠创新技术进入市场，赚取足够的利润；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使科研开发进入良性循环；依靠销售收入和股权认购，吸引和稳定一批优秀人才；企业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更多地关注和投入五年以后的技术研究。
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不宜走施乐PARC的道路，因为不占领国内和国际市场，往往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因而也不大可能作出里程碑式的创新。
微软创建于1975年，11年后（1986年）股票上市，上市后的10年中，依靠认购股权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造就了3000名百万富翁。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很多学生，在美国硅谷工作3～5年后就能拿到10万美元年薪。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必须使优秀的年轻员工富裕起来，否则难以吸引人才。今后应该少出现那种靠投机倒把、非法经营、专门钻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空子的大款，而应涌现一批依靠知识和创新，为我国民族高科技产业作贡献的知识分子百万富翁，他们是科教兴国的脊梁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民族英雄。基于上述原因，我在几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应造就一批百万富翁，而北大方正应努力在2010年前通过股权认购造就100个百万（人民币）富翁，否则意味着企业办得还不够好，尚未充分体现知识的巨大价值。
#1高新技术企业
#1应该造就一批院士
在中国1000多名两院院士中，来自企业的少得可怜，我相信，随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20年后，将会出现一批来自企业的院士、尤其是工程院院士。国际计算机领域最高奖ACM图灵（Turing）奖得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企业，美国AT＆T公司贝尔实验室出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IBM公司的员工也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尔·盖茨专注于未来技术，必将造就更多的像Windows NT总设计师Cutler这样的大师。中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学习国外企业，把培养和造就杰出的技术专家甚至院士作为奋斗目标。我在几次会议的发言中曾提出过“北大方正应造就5～10名院士（主要指工程院院士）”，因为只有不断地“技术顶天”才能有效、持续地“市场立地”。但有些记者的报道，甚至有些署王选之名而未经本人看过的文章却说：“方正要在10年之内培育5～10名年轻院士”，这完全是误传。我认为，北大方正在10年之内不要说出10名院士，就是再出1名院士，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可能，但培育院士应是方正的长期目标。北大方正的研究开发队伍现已达600多人，十多年后可达2000人，其中不乏优秀人才。假如我们建立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未来30年内几千人中出5～10名院士是可能的，因为几千人的北大教师队伍（大多还有教学任务，专职科研的很少）中就出了40多名院士。在基础研究领域内，出现年轻院士也是可能的，例如黄昆、吴文俊50年代当选院士时才36岁；1997年香港大学支志明当选中科院院士时是40岁；杨振宁和李政道1957年获诺贝尔奖时，分别为35岁和31岁。但在工程领域内，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实践和市场的长期检验才能证明成果的价值，所以工程领域内30多岁或40岁出头的科技人员是不大容易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这恐怕是一个规律，国外也如此，当然我们应努力促使院士的平均年龄逐步下降。
在工程领域取得杰出成就需要有献身精神，长期坚持在技术战线上拼搏。现在有些年轻人有房有车就贪图安逸，不想再奋斗，这样就难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