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作坊现象
作坊：手工业工场 --引自《现代汉语词典》
在中国软件界，活跃着这样一种“元素”：他们开办之初的全部“实力”就是一两个技术人员、一两台微机、一两间房子、一两万块钱，也只能向用户提供一两个自主开发的软件，他们不使用或者没有条件使用大型的软件开发平台，却采用最原始、最“手工”的开发手段，经常要为界面上的某个按钮边缘究竟是一条黑线还是两条黑线而瞪大眼睛。他们在用户中被认可，但没有任何官方资料显示他们的存在__这就是典型的“软件作坊”，软件开发企业中最小的一种。
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
1995年对许多曾经在中国软件市场叱咤风云的“名牌”企业来说并不是那么好过的一年。他们按照“理性”的分析“审时度势”，推出了一个个面向新技术、新潮流的产品，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开发和宣传费用，到头来却落了个“有心栽花花不开”!
年初，某家在当今中国微机市场炙手可热的巨头终于停止了对自己的汉卡产品的宣传，转而推出了一个非常“营养”的基于DOS的办公套件。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的各大专业媒体上蜂拥而出，其势头确实令人振奋。未料“满腔热血”换来了盆冷水，“营养品。”竟不为用户所欢迎。到了9月份，除了杂志上的广告外，人们便少于找到它的踪迹了。
和该产品几乎同时在市场上大为鼓噪的还有另外两家大公司推出的两个基于WINDOWS的中文环境。这两家公司分别出品的基于DOS的中文环境直到如今都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但他们采用了和上述公司同样的策略推出的WINDOWS套件却也差强人意，大红大紫了没有几天，就不得不又调回头来，将WINDOWS套件和他们的DOS产品放在一起，搞起了二合一。
公司知名度不够?产品技术水平不够?宣传力度不够?就在大牌厂商不明就里的时候，一向不显山露水的软件作坊的“大田”里却是一片“丰收”景象。
杀毒软件市场上，烟台的王江民以其只能说是瘦弱的身躯，创造了中国杀毒软件市场上奇迹：新出的KV200和老牌的KILL在软件市场上难舍难分，争夺各种软件销量的榜首，时而你略胜一局。时而你多占“几目”，最终成了和KILL不分伯仲的重量级品牌。
词典工具软件市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1994年以低价切入市场的即时通在1995年进入了鼎盛时期；问世更早的朗道词典重整旗鼓，开展了以代理商为主要销售途径的新一轮攻势；译林以其“3K内存”为口号，在各种展览会上大作文章。眼看三个品牌几乎要瓜分词典市场，谁知邻近年终又爆出新闻，即时通的原策划商郑州洪涛软件制作所成了“独立大队”，推出了英汉通联机词典，以“郑州又出英汉通”为口号，配合一系列的服务措施，授权全国近10家专业媒体为代理商，多次在各种场合号称要使英汉通成为“1996年中国词典市场第一大品牌”。
在CAI软件市场上，“轻轻松松背单词”和“英语单词神记”走俏大江南北，成为CAI市场上红遍半边天的产品；“COK”、“交大电脑教师”、“亚青AB卷”、“苏琳英语”等品牌在本报读者中间耳熟焉详。
就连经易不敢有人再进入的“中文OA”市场，也出现了勇士的身影：和诚小秘打着“轻型OA”的旗帜，冲锋陷阵，并以凌厉的营销手段，奠定了成功的基石；以一个LOCK93而出名的北京微宏，也推出了和售价近千元的同类产品相比功能并不算差的“ED95中文字表编辑软件”，以区区60元的低价一脚踩入字处理的“雷区”。
事实上，就连我们通篇累牍列举的以上这些软件也仅仅只能挂一漏万地说明软件作坊产品的情况。1995年的软件市场确实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
这种现象，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感受到的。对软件作坊的关注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在北京某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与此相关的争论。
软件作坊是否在竭泽而渔?
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人发表了一个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软件作坊推出的低价位软件对软件产业的繁荣起不到真正的推动作用。
如果结合1995年的软件市场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无足轻重论”的观点颇值得人们争议一番。
长期以来，人们埋怨中国用户的版权意识是如何如何的谈薄。西方国家把这种“现象”当作是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一个证据，国内的一部分开发商也以此来作为他们推出的软件不受欢迎的盾牌。诚然，我们的版权意识不如别人强，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的原版软件使用比例不如别人高。然而，许多原版软件不受欢迎的原因不是一句“版权意识淡溥”可以解释的。
仍拿红火起来仅仅一年的词典市场为例，没有采取任何加密措施的即时通词典销售三万套用了一年的时间，采取加密措施的译林词典销售两万套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且不说市场上朗道词典也不算少的销量，仅仅即时通和译林就销售了五万套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用户的版权意识并不象一些开发商想象的那么淡薄。
不仅如此，这个数字还说明了一个事实：正是“软件作坊”推出的产品，使原版软件的用户份额急剧增加，使更多的人形成了使用原版软件的习惯。如果说用户的版权意识的提高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前提的话，正是“软件作坊”产品用他们的不懈努力推动着软件产业的进步__套用IBM公司的广告词来说就是：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带动世界前进的脚步。
同样，我们还可以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软件作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软件作坊的产品定价都比较低，因此今年以来又有一些先生们斥责“软件作坊们”急功近利，更有人大呼“作坊们”的定价是竭泽而渔。
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传统的定价方针，不管是新出的英汉通，还是已经具有一定市场的ED95，都有充足的理由定价数百甚至近千元(实际上有一些功能相同的软件现在还在这样做)，因为他们同样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然而他们没有。他们认准了他们的软件只有定一个合理的价格才能被用户接受，才能有更强的生命，而只有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长久的，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给软件赋予了一个合理定价的“软件作坊”们的眼光长远地培育着市场，词典市场的发展、CAI软件市场的发展都在证明这个道理。
“作坊”时期是软件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之路。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软件发展史，都清晰的告诉我们：在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软件作坊是__铺路石，而不是绊脚石
今天遍布全世界几乎每一台IBM PC机的MS DOS或PC DOS，最初是美国DR公司的一个不被注意的软件；曾经执中国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之牛耳的CCDOS，是由严元朝先生靠着仅有的一本DOS手册分析改造而成；今天在全中国大部分计算机上都存在的WPS，最早是由求伯君在深圳蔡屋围洒店形单影只的在一台并不先进的PC上用汇编语言累积而就；即便现在大发利市的UCDOS，其作者的技术经验也同样是靠当初不停地对2.13的错误进行修修补补而来……
几乎每一个成功软件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软件作坊”的踪迹，如果说世界软件发展史是一部软件作坊的发展史、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软件作坊的兴衰的话，当今的一个个软件作坊正在用他们的行动谱写“中国软件产业的初级阶段发展史”。
于滨，从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重点院校毕业的软件工程硕士，他创办的北京微宏研究所不仅是国内较大的原版软件零售商，而且推出了LOCK 93/LOCK95/UNFOX/ED95等一系列深受不同层次用户欢迎的软件产品。当年微宏曾以一场状告中科院远望公司UNFOX侵权案而名噪京师软件界，虽然今天的微宏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坦荡的东北汉子仍然毫不保留地将微宏称为软件作坊。他认为就象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软件作坊也代表着软件产业的一个从无到有的时期。中国的软件产业虽然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目前中国的大部分软件开发企业仍然只能称作软件作坊，区别仅仅在于作坊的大小而已。即便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与世界上的软件巨头相比，其规模都只能望其项背。虽然从趋势上来说，软件开发必然要走“软件工厂”般的规模化道路，但目前中国的软件市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民文化素质、市场成熟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仍不可能快步跨入“软件工厂”时代，甚至时下中国的软件产业连“软件车间”时代都没有进入。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按照软件工程的理论开发软件，需要在开发之前进行大量的论证，并在确定用户需求之后制定详细的开发规划，然后由系统分析员带领高级程序员、程序员们进行代码编写，之后由专业测试人员进行测试，上市之前还要经过不同规模的用户测试__时下中国的软件，有多少个是完全履行了这套程序的?中国又有多少家软件公司拥有系统分析员、高级程序员、程序员、软件测试工程师组成的开发班子?
裂变：软件作坊发展的杀手
纷纷扬扬的“自然码”版权纠纷案以一个让人五味俱全的一审判决而画了一个逗号，人们概念中和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现在在正忙着和超想公司打二审官司。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在昭示着手工作坊中遍布的一个明显的矛盾：版权纠纷和对利益分配的认识不同带来的纠葛。
同样，如果有细心人注意的话，会发现某个词典软件的两个作者的名字先后从这个软件上消失，前后不同版本的说明书上、甚至同一个版本的不同界面上，都在显示着不同的版权归属信息，这种奇怪的现象预示着在手工作坊里已经或即将发生的裂变。
不管是大如Microsoft那样的公司，还是小如一个词典软件一样的作坊产品，都会不时爆出一些各式各样的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今人不解的是，似乎中国的手工作坊里的“绯闻”更多。应了那句老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手工作坊裂变的原因，仔细看来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因署名权等版权纠纷而起
“盖懦者之争，尤在于名实”，王安石老先生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当今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似乎均可划入知识分子之流，发生“名实之争”当然顺理成章。一个小的软件，即便是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许多技术人员都不忘了在其界面信息上加上“Copyright某某”以及“All rights reserved”的字样。不成气候倒也罢了，一旦进入软件的丰收时期，仅这两行字上就会闹出许多的问题，出现了“委托开发还是合作开发”、“职务成果还是非职务成果”、“公司署名还是作者署名”的不同类型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果要么以大家勉强互相让步然后从此心存芥蒂，要么从此分道扬镳各自另起炉灶，不幸的是后一种结果发生的机率较高。
二、因利益冲突而起
中原有名土话：生意好做，伙计难搁。软件作坊往往由“志同道合”者开创，在契约意识尚不是很强的中国，大家之间通常没有签订合同或者只是签订一个比较简单的合同。在最初“打江山”的时候，大家尚能一心一意地通力合作，然而一旦事业有成，随着利润的急剧增加，最初合作时没有考虑的细节(如利润分配比例、利润计算方式、财务管理控制权等)就会成为矛盾爆发的焦点。此时，如果再有后来者或者外来者从中“周旋”，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最后的结果往往“狭路相逢勇者胜”，当然也会有“智取威虎山”的一幕上演。
在手工作坊中发生的纠纷基本上可以归入以上两种类型，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变种”或者“复合型”裂变。虽然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正是“裂变”使软件作坊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也不乏一个作坊裂变成两个、三个作坊之后大家各自依然生龙活虎的现象，但是那些恶性的“包装裂变”就象肿瘤一样在给软件产业的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个如日中天的软件作坊的裂变，有可能给一个软件作坊带来致命的伤害，甚至使之这个作坊一蹶不振。
因扰软件作坊的两个“翘翘板”
软件作坊产品最得人心的一点就是合理的售价，然而售价低并不是这类软件的一切，同类产品中过低的售价非常容易导致两败俱伤的价格战，使相关厂商元气大伤。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忍受符合他们的购买力的软件，只要这种软件 价格他们认为“不算黑”__毕竟开发商没有利润就无法发展；用户也不会要求作坊产品象其它高定价产品那样具有华丽的包装，因为用户清楚高档包装的成本最终会摊在他自己身上；用户对软件作坊产品的更集中的要求是在提高软件性能、易用性的同时，重点搞好售后服务。
然而，当今某些软件作坊的服务质量确实令用户烦恼。问题尤其发生在以邮购为主要销售方式的软件上：许多用户汇款后总希望尽快得到软件，谁料鸿雁一去不复返，令人望穿秋水；拿到手的软件出了问题，却没有办法得到快捷的技术服务；好不容易软件升级了，却被索取高额的升级费。
如果您去责问“作坊”，他们似乎也有难处：有些用户的汇款地址写的不详细或者不清楚，邮件寄出后屡次被退回；邮寄软件用包裹保险__速度慢，用特快专递快捷__成本高，用挂号邮寄可以兼顾时效性和邮寄费两方面的问题，然而又出现了不安全的问题。
当然，以各地代理为销售主渠道是一个好注意，可以解决邮购软件出现的问题，但是这样就不得不在价格上为代理商留更多的利润空间，作坊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降得更低，就削弱了软件作坊的一大优势。
价格和服务，成了困扰软件作坊的一个“翘翘板”。软件服务，何去何从?!
另外一个翘翘板是“加密和备份”，尽管软件作坊产品的价格已经够低，但总是低不过盗版，于是开发商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加密，但是加密不仅增加了开发商的技术服务，增加了因购买加密软件带来的成本，还给更多的用户带来了无法合法备份的麻烦；于是又想到不加密，答案再简单不过了：一人购买之后如果不拷给朋友，朋友就会觉得他不够意思__当然，朋友之间的拷贝危害性相对于公开出售盗版软件稍小点，但最可怕的是如果不加密，连最低水平的盗版者都阻拦不住。
加密?不加密?
编者按：作坊与工厂，历来争论不休。诞生于中国软件市场新生之际的软件作坊，好事耶?坏事耶?非编者一言可蔽之，愿以此文就教业界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