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父
他的第一步棋是：将他以前的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即惠普公司的创建人)召至麾下。二战结束后，在任工程学院院长时，图曼广开渠道吸引研究资金，取得了很大成功。与战前经历相比，这笔款显得尤为可观。凭借这些资金，图曼吸引了许多杰出的新教员和学生。此外，他继续鼓励他的毕业生们开创自己的公司。教员们也很快参与了咨询、投资，有些则自己也创建了新公司。
弗雷德·图曼成为当时的传奇人物，报纸和新出版的一本书将他的事迹描绘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
惠普的早期岁月
学生时代的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常在斯坦福大学简朴的电子实验室周围闲逛，经常谈论着“某一天”拥有他们自己公司的愿望。然而，1934年毕业后，帕卡德去了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而休利特又呆了一年，在图曼手下继续其研究学业，以后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1936年，休利特返回斯坦福大学，攻读电子工程学位。
“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开创自己的事业”图曼说，“当时电子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产品设想，即所谓的‘阻尼振荡器'，我跟比尔说，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仪器，它将比市场上的任何同业产品简单而且便宜得多。但要使它派上用场，你还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尔拿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设计制作了一个可以产生不同频率信号的声频振荡器，为了消除严重的不稳定性，比尔利用小灯泡的温度-非线性阻尼特性，并采用标准及便宜的零件把一个实验室里好奇的设想变成了一台性能可靠、市场看好的仪器。
资金仍是个问题，但通过巨大的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图曼最终为这一项目筹到一些钱，其中包括从斯柏里·杰罗斯科普处获得的1000美元赞助。“我们用500美元买材料，剩下500美元付帕卡德的工资。1938年秋天，帕卡德辞别了通用电气公司返回母校，通用电气公司每月给他110美元。而我们只能给他55美元。”图曼回忆道。
帕卡德和妻子租住在一个双户公寓的底层，休利特则搬到了后院的一间小屋里。这两位年轻的创业者在房子后面的一个小车库里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帕卡德后来说，回来三、四个星期后，他知道休利特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他也不会再回东部去了。
图曼对这家新公司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果汽车停在车库里，说明没有积压订货，而如果车子停在车道上，则生意不错”。他们接到的第一批大的订货来自沃特·迪斯尼制作公司，该公司在制作一个幻想剧时要用到四个振荡器。
惠普公司在简陋的车库里度过了它的酝酿期，于1939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电子测量仪器的生产商之一了，公司在全球的雇员人数达到8万人(其中2万2千人在圣·克拉拉郡)，年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
不槲的斗士
图曼10岁时随父母移居到斯坦福。圣·克鲁兹山下的山坡成了他的游乐场，他出没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小山上，捕猎狡兔、寻觅蝴蝶、乌龟、臭鼬的踪迹，在菲尔特湖垂钓鲈鱼，在兰格纳特湖习水嬉游。孩子时候，图曼就显示出了一个创业家的天性：假日里，他勇敢地上山采集懈寄生，卖给斯坦福大学那些因毒橡树而却步的教员眷属。
要不是图曼患了肺结核的话，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员。人生的舞台业已搭好，这位年青人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化学工程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后，去了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那时候，图曼回忆道：“一位心怀大志的青年不得不去东部为他所受的教育镀金。”1924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凡内瓦·布什教授指导下取得了博士头衔。
24岁那年，博士学位在手的图曼回到了斯坦福校园度假，并打算在随后的秋季学期去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突然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图曼不得不在病榻上用沙袋压住胸部苦熬了一年。当时，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疗法，沙袋是用来固定胸部的。
两位医生对该病无计可施，宣称图曼已无可挽救了。但另两位医生苦苦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春天，他又患了阑尾炎，随之又是眼疾，真是雪上加霜。此后数年他一直受眼疾的困扰。
盘卧病榻之际，图曼又一次迷上了无线电。少年时他就曾是个业余无线电迷，享受着新奇的“无线”实验带来的乐趣。16岁时，他有了自己的发报机，常常与远在德州的业余爱好者们联系。病榻上的日子使他有机会从头至尾研读莫尔克劳夫特的无线电通讯原理。当意识到可以在莫尔克劳夫特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时，他立即就着手去做了。还在病床上时他就开始起草他的第一本专著《无线电工程》(1932年出版)。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发明了用“通用”的曲线来表示无线电路的选择性。这项成果被收在后来出版的教科书里。
图曼原来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哈里斯·J·瑞安给图曼提供一了个秋季学期的半职教学工作。然而，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呆在病床上，只是每天起来两个小时去授课。
康复期间，图曼不得不学会如何养精蓄锐，也由此养成了顽强工作的习惯和超凡的专注能力。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开”或“关上”注意力。一位朋友说：“如果有10分钟时间来让图曼写一篇手稿的话，他可以将其中的9分50秒充分利用”。
图曼的学生、斯坦福工学院的奥斯瓦德维·拉德教授回忆说：“除了有取之不竭的精力外，图曼还非常清楚他想做什么和怎样达到他的目标。他在自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大学里忙了一整天后，回到家他又马不停蹄地著书立说”。现任佐治亚工学院院长的约瑟夫·M·佩蒂特曾是图曼最好的学生之一，他说：“图曼从不请假来写书，相反，他常说如果他每天只写一页，一年以后他就将有一本365页的书了”。图曼一周工作7天，从不觉得需要休假。“何必呢。”他曾经说道，“工作难道不更有乐趣吗?”图曼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1927年他被任命为电子工程系助教。1930年提升为副教授，到了1937年，即他37岁时，他晋升为电子工程系的教授和执行主任。
艰苦岁月
当回忆起那段在电子工程系的日子时，图曼不无感慨地说：“你想象不出大萧条时期的条件是多么艰苦，我们工作所需的东西一无所有，真的一无所有。如果因一次事故而烧坏了真空管或损坏了一只仪表，实验室一个月的预算就会出现危机。作了一种经济手段，我精心设计了一套保险丝系统来保护实验室里所有的仪表，但是保险丝经常烧断，而当时要打到相应尺寸的的保险丝来替换也是十分困难的。战前的电子实验室设在屋檐下的顶楼里，在电机实验室上面。顶楼屋顶经常漏水，有时相当厉害，又没钱来修屋顶，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接水的大木盘，贴上沥青纸并涂上沥青。盘子接水里，我们只好绕开它们走，象跳芭蕾舞，真是苦中取乐。有一年冬天，比尔·休利特有盘子里放养了几条金鱼，一下子使屋子里平添了许多家庭气息。
在一次为图曼举行嘉奖宴上，爱德华·金斯顿讲述了他在“大萧条”最艰苦时期来到斯坦福大学的经历。金斯顿1936年毕业于柏克利的加州大学电子工程专业，他估计当年的毕业生中，每一万名里只有2至3人找到了工作。金斯顿去过10家大公司面试，都未获成功。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他漫无目的巡游着，希望碰碰运气找一个工作，但一无所获。“最后，秋天又到了，我已濒绝望。忽然，我想起有人提起过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卡罗教授正在物色一位高压工程方面的助手，我就抱着一丝希望去见他。他跟我谈了几分钟，觉得虽然他急需用人，但我不是理想人选，但热心的卡罗尔把我引见给了图曼。我将永远铭记和弗雷德的一席交谈。当时，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然而，一个小时的交谈，弗雷德给我无望的生活注入了激动和期待，使我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他给了我一个每季度135美元的研究助理职位，这样我就来到了斯坦福大学。人们总抱怨教师没有将很多时间花在教授学生上，而是为捞些外块四处奔波。但弗雷德却把所有精力花在了他的学生身上”。
金斯顿继续讲道：“和弗雷德一道工作的经历让人永生难忘。从他那里，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当时，系里教员紧缺，教授只有卡尔·斯邦根伯格一位，他鼓励我们相互学习，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鼓励我们同他辩论、协助他著书。那段在他手下读研究生的日子真是一段催人奋发、永生难忘的时期。”
图曼帮助金斯顿找到了他的正确位置。如正维拉德所言，图曼本可以将金斯顿留在身边工作，但却把他送到威廉·汉森教授那儿去学物理，事实证明这是天才之举。金斯顿集管理和发展技术项目方面的组织和科研能力于一身。1939年3月，还是研究生的金斯顿和就汉林、拉塞尔、西加德、法里安一起参与了速调管的研制。1940年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和速调管研制小组一起坚守在长岛的斯贝里，1943年，当法里安一家计划在战争一结束就成立自己的公司时，他们邀请金斯顿加盟。
黛萝丝·法里安在她的《发明家和飞行员》一书中写道：“请金斯顿加入公司的原因之一是要让他管理公司。那时他已有了两年在斯柏里担任项目经理的经历，而且在同部门人员的合作上他做得相当出色。随着实验室计划的进行，他的关于如何与他人合作的想法、良好的商业动机以及组织公司的程序等等，都成为了公司后来策略中的基本概念……，1945年，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斯坦福大学任命金斯顿为物理学助教，他向其他组员征求意见。因为他受推荐担任经理这一职位也重要。同事们纷纷催他接受斯坦福的任命，实验室还需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成立，金斯顿答应成为管理和科研的双重顾问”。
法里安公司成立于1948年，此后11年时间里，金斯顿一面在斯坦福从事教学和研究，一面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担任技术项目顾问。拉塞尔·法里安于1958年去世后，金斯顿成了法里安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总裁。1961年，他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全身心地投入到法里安公司。
成功的曙光
图曼的朋友们把他描绘成这样一个人：确知自己做事的目标。对细节无比关注。他穿着稳重的西装、老式的鞋子，总是开着二手车。一个朋友评述道：“他不太强壮，但很有幽默感，且能洞察世事的变迁。斯坦福橄榄球队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狂热，但此外他没有别的嗜好。他还以其敏锐和机智著称”。一位他的崇拜者说：“他总是精力充沛，善于思考。有时当我把自己泡在马丁尼里很久后，他会在深夜打来电话”。
戴维·帕卡德回忆起1965年的一次为图曼举行的宴会时说：“作为学生，我在还没有修他的课程之前就已认识图曼教授了。我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我时常将课余的时间花在工程系楼顶上的无线电房里。图曼教授的实验室就在隔壁，有时他会停下工作来和我闲聊一两分钟。几次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他对我了解得很多，知道我体育方面的兴趣和能力；他知道我修了哪些课程、成绩如何；他甚至还查阅过我的高中档案和我的入学考试成绩”。
“那时图曼教授已对跟他的学术有关的企业有了广泛的了解，并结识了其中的一些人物。他经常会向我们介绍一些某公司的历史及当时的发展状况，那些都是与他所从事的新兴科研领域有关的主要企业。虽然他从教才几年，他的许多以前的学生已经在他们的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在他的授课中，对我来产，最让我心动的莫过于有机会参观这一地区的一些实验室和工厂。在那里，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在自己创建的公司里致力于新设备的开发。有一天，图曼教授说，许多我们参观的公司，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电子领域的公司，都是由受过极少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创建的。他认为，受过正规工程学教育加上有一点商业培训的人，可以比那些人做得更为成功。”
四十年代早期，图曼受凡内瓦·布什的指名邀请，负责一项哈佛大学的大型国防研究项目，开发雷达干扰设备。这一经历将他带进了政府电子研究的主流。战时工作的成功，使他相信政府在和平时期也不会让这一领域的工作闲置一边。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大学的基础研究加以扶持。当时人们普遍感到，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已在战时应用殆尽，因而亟需更新和发展。因此，当1946年他以工程系主任的身份重返校园后，就立即开始扩建斯坦福工程学院，并凭借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了联邦资金。
作为一个身兼许多成立伊始的新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在工业会议上频频露面的演讲者，图曼利用这些绝好的机会来传播他的观点。用他的话来说：“我鼓励我们的年轻教员走出去结识当地的企业，认识那些投身于事业、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同样，我也鼓励企业了解它们身边的学校，了解斯坦福大学里那些他们感兴趣的技术。
斯坦福工业园
兴建工业园想法始于50年代，斯坦福大学拥有8000多英亩的土地，但缺少用于战后快速发展的资金。利兰德·斯坦福当年捐赠这片农场建学校时曾禁止出售土地，但没有禁止出租，而长期租赁对企业的吸引力不亚于完全拥有产权。这样，斯坦福工业园就产生了，目的是毗邻斯坦福大学建成一个高技术中心。这不失为天才之举，图曼称其为“我们的秘密武器”。而后，图曼又立即建议租赁对象应限制在可能对斯坦福大学有利的高技术公司范围内。1951年，Varian Associates首家与斯坦福大学签了租约，并于1953年迁入工业园中的第一幢建筑。随后，伊斯特曼、柯达、通用电气、惠普等一大批公司也纷纷入主工业园。
1955年，图曼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3年后提升为副校长。他把学校的化学系建成为全国最好的化学系之一，两位杰出的化学家威廉·强生和卡尔·德拉塞分别从威斯康星大学和墨西哥的Syntex公司慕名赶至他的麾下。由于德拉塞的促成，Syntex在斯坦福工业园里设立了美国子公司和研究分支机构。德拉塞还带来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扎法罗尼，由他们两人负责四个新公司Syva、Zoecon、Alza和Dynapol的组建。电力工程学院前院长约翰·林维尔教授说：“图曼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方法来了解人的行踪。他到处都有熟人，他知道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去了贝尔实验室研究晶体管。1954年，他就召我加入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晶体管研究项目。”后来，林维尔在学校的部分支持下于1971下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是斯坦福大学集成系统中心的主任之一，该中心主要由各园区公司出资筹建，旨在从事集成系统方面的基础研究。
图曼鼓励威兼·B·夏克利(晶体管的共同发明者之一)回到他的家乡派罗·奥托。1956年，夏克利成立了贝克曼仪器公司夏克利晶体管实验室，生产“夏克利”牌二极管。夏克利于1963年以电子工程教授身份加入到了斯坦福的教员行列。
然而，1957年8位杰出的电子学专家离开了夏克利去派罗·奥托开设了菲尔柴德半导体公司。菲尔柴德成了半导体产业发源地，至少有38家公司都是由其原雇员创建的(英特尔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家)。
瓦特金斯原是斯坦福电子实验室主任，图曼慧眼识才，意识到他将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当科恩郡兰德公司宣布他们想投资一家生产微波管的军工电子企业时，图曼向他们推荐了瓦特金斯。于是就促成了1957年12月瓦特金斯-强生公司的诞生。同时，瓦特金斯继续在电子工程学院执教直至1964年。
结束语
“硅谷”这一称谓原来只是偶尔由许多东部人来此地时才提到的。直到1971年，一组名为“美国硅谷”的文章使这一名称广为流传。文章作者是唐·霍夫勒。这很可能是这一名称首次以铅字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如今，这儿聚集了大约2000多家电子和信息技术公司，还有无数的服务和供应公司。硅谷的革新产业密度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不能比似的，包括日新月异的技术领域如计算机、半导体、激光、光纤、机器人、医疗器材、磁录设备、教育和家用电子学等。一些大公司的总部虽不在硅谷，但它们感到应在那里建立机构或设立分部，以及时把握住技术前沿的脉搏。然而，许多新的企业都是土生土长的。图曼曾说道：“当我们刚开始在硅谷创建这个技术园区时，它还是个小不点，面临的外界的‘庞然大物'。今天，正好相反，这里已成了‘庞然大物'”图曼一直坚信学术界应和商业界精诚合作、互利互惠。他在成为斯坦福地区权威人物后便利用他的影响宣扬他的“好上加好”理论，即：为最优而奋斗。
图曼于1982年去世，生前从未以硅谷的创始人而自居。有趣的是，当初那位年轻人在患病时，他以为自己不能去东部完成他的使命了，然而命运最终把整个世界带到了他的门前。
人们常说：“一项事业无非是一个传人拉长的身影。对于硅谷这一项事业而言，弗雷德·图曼这是这一个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