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五个家访故事
头条
背100斤香蕉挣3元钱的江爸爸
做完山区孩子的家访，记者掉泪了：对于这些孩子，对于这些家庭，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4月的一个周五下午两点半，曲水乡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9摄氏度，这一天是江远贵和在学校食堂打工的妈妈一起第一次跟随记者的采访车回家，不用像平时一样坐两个小时小货车之后再走4个小时的崎岖山路。
上山路是一条狭窄得只容得下一辆车通过的土路，非常颠簸，再加上一个接一个的“回头弯”，让少于坐车的江远贵有点晕车了，两个小时的车程他都靠在妈妈怀里沉默不语。可能是怕怠慢了远道而来的记者，江妈妈一直努力地用很蹩脚的普通话跟记者说：“我们家太远了，还有好几座大山要翻……”江家是从外地更穷的地方来到这里打工，主要就是为别人看管橡胶林，于是看管的橡胶林在哪里，他们就就近搭建房屋居住。在当地很多家庭都是这样。自从2009年并校之后，江妈妈和江爸爸每周都要陪姐弟俩走4个小时的山路，“我们一般周日早上9点出发，走到能坐汽车的路口就差不多是1点了，送孩子上车之后，我再和男人一起走回家，到家差不多就下午5点了。”这段路在江妈妈口中说出来很平常，却让记者很吃惊。
当车在江家门口停下时，江妈妈指着对面一座山告诉记者：“那就是越南的山了。”进到这个四面透光，坐落在悬崖边的家，80岁高龄的爷爷立即躲到门边，拿出一张有破洞的毛巾，擦了把脸，并端出几张小木凳让记者坐。江妈妈说，家里除了爷爷之外还有一个70多岁的奶奶，这个时间奶奶正在地里干活。
坐下来一会儿，爸爸带着姐姐江远香也到家了，烈日让汗水把父女俩的衣服浸透了。江爸爸告诉记者，他每周都是边在路边打点零工，边接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橡胶林的活少时，为了补贴家用，他会去背香蕉。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背着重达100斤的香蕉，从数百亩的香蕉地翻越一个小山坡到公路边，一趟能挣三元钱。由于家庭困难，江妈妈就被照顾在学校食堂打工，一个月工资是800元，但是整个食堂一共只有3个工人，要供500多个学生吃饭，她每天要从凌晨4点工作到次日凌晨1点（工作时间19个小时）。
而且，为了防止她们中途逃跑，每个月还会押200元在老板那，等到月底结算，但据江妈妈说，从去年工作至今仍没得到那200元，每月实际工资只有600元。截至记者发稿之时，学校老师告知，江妈妈因不堪重负已经辞职了，家庭负担更加沉重了。
在聊天中，记者得知江家原本有三个孩子，大姐江远香现在读六年级，老三弟弟江远贵现在读4年级，老二江远芳，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脚伤感染患上败血症，去世那年仅11岁。“开始，我们没意识到这么严重，也没钱医治，后来我们把她送到思茅（对于大部分一辈子都难得去一次江城的人来说，思茅是他们眼中非常发达的地区）的大医院去治，但是还是没有留住她……”讲述过程中，江妈妈悄悄拭去流下的泪水，而一旁的姐姐江远香已经泣不成声，也正是因为这一不幸让这个家背负了大笔外债。
得知记者准备前往另外一个孩子的家时，江妈妈从房间里拿出一部手机，说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按键，就打不了电话了，希望记者帮忙看看。记者开机之后，进行了一番新的设置调整，把手机还给江妈妈，她高兴地说：“太感谢了，要是没有手机，打零工都联系不上啊！”
记者起身离开，江妈妈抱着一只老母鸡冲了出来，要送给我们，老师用方言告诉她：“他们不需要，你留着给孩子们吃吧！”透过车子的后视镜看着站在路边向我们挥手的一家人，江爸爸的一句话在记者脑海中一直回荡：“我要尽力让娃读书，让他们能走多远走多远。”
想看世界的眼疾男孩
在明德小学的一节数学课上，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李金富，很努力地斜着身子，头微微下垂，盯着黑板和讲课的老师。老师告诉记者，他的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了，上课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内容，随着眼疾的加深，李金富的成绩直线下降，也很难与正常的孩子玩在一起。
李金富的家住在土卡河边的一个傣族寨子里，但是在寨子比较边缘的外围，这可能跟他爸爸不是当地人有一些关系。李爸爸来自景东，所以不像土生土长的傣族人那样熟悉水性，因此，他最遗憾的就是不会去土卡河里抓鱼，“本地人会抓鱼的，收入很好！”这个家也是替人看管橡胶林，每月的家庭收入是400元左右，一家有四口人，父母和姐弟俩。前不久，李爸爸患了一场病，花去了一大笔钱，如今家里也是一贫如洗。
聊天中，李金富一直和爸爸坐在同一条长凳上，跟在课堂上的姿势一样，斜着身子，偏着头，努力地看着周围。李爸爸告诉记者，在李金富出生之后的1个月，他的右眼都没有睁开，当时也不懂什么，也没钱去医院做及时的检查，之后虽然那只眼睛还是睁开了，但看不清东西了。李金富的眼睛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更恶化了，现在双眼会不受控制地水平摆动，而且30厘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很想带他去看看眼睛，看是不是需要配一副眼镜……” 不过李爸爸这个朴实的愿望，10多年了都未能实现。除了眼疾之外，李金富还有比较严重的风湿，病情发作时，手和脚都完全不能动弹。记者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李金富，发现在他额头上有一圈头发是白色的，这一现象李爸爸也看在眼里，但是说到钱，他实在有心无力。
不过这个家除了那么多的疾苦之外，还有值得一家人都引以为傲的事，那就是李金富的姐姐。说到这个女儿，李爸爸便忘却了一切忧伤。这个女孩，成绩优秀，曾经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县城一中录取，但由于考虑到经济因素，便放弃了去县城读书的机会，入读了一所乡中学，现在成绩在学校仍是数一数二。
姐弟俩现在每周在学校的生活费是25元，包括一日两餐（早餐有补贴），李金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吃过肉了，一般饭菜的配置就是5毛钱的米饭和5毛钱的素菜，晚自习之后，很多同学还要去加餐，李金富却只有默默回到寝室，伴着肚子的咕咕声悄然睡去。
离开李金富家，天色已经暗下来，听着土卡河湍急的流水声，抬头看见在大都市多年未见的满天星星，心中有一个愿望，希望李金富有一天能笑着抬头欣赏这一独特的风景。
乡村女孩的第一张全家福
在土卡河，寨子里停电是家常便饭，乡村的黑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寂静，停电了大家都纷纷从家里出来，聚在一起聊着家长里短。记者的到来正好又碰上了停电，走过家家户户门前的那条小路，大家都用傣语议论着什么。
来到高燕家时，高燕的妈妈正靠在门口的墙上，邻居得知我们来意之后，用民族话大声地对她喊了几句，她立刻就钻进了黑黢黢的屋里，把高燕和高爸爸领了出来。
我们到来的时候，高爸爸才打完工回到家。高爸爸在村里主要做些泥水匠的活，但没有稳定的收入，因为都是打零工，平均算下来一天挣60元，每个月工作3周时间，“有时候钱多些，有时候一分钱没有也是常事。”除了打工，高爸爸还要照顾40亩的橡胶林，都还没开割，因此橡胶林暂时还没有任何收入。高爸爸每天都是早上6点多出门，要晚上8点才能收工，风雨无阻。高燕是明德小学4年级的学生，妈妈是智障人士，因此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高爸爸一个人的肩头。在记者看来，高爸爸也有一些年纪了，繁重的劳作让他背已经有些驼了，脸庞似乎更显老。高妈妈由于智力问题，平日在家只能喂喂猪，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连饭都没办法做。于是很多事情，便落在了幼小的高燕头上。当记者跟高爸爸交流时，高妈妈听不懂汉语，整个过程她都一言不发地站在记者身后，时而听候高爸爸的吩咐进房间拿一下凳子，或者端出几杯水来。
高爸爸虽然不识字，但对孩子的学习很上心，在他心里，认为激励孩子学习的方式就是尽量多干活，多挣钱，保证孩子在学校吃饱穿暖。
在离开高燕家的时候，记者打算拍一张照片，习惯赤裸上身的高爸爸立即进屋套上了一件衣服，出来便招呼站在一旁一脸茫然的高妈妈过来照相，事后，记者才得知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第一张合影。
一个父亲的独自育儿路
“你们需要灯吗？需要的话我去隔壁借一盏。”赵爸爸见记者到来，家里没有电灯似乎有点怠慢客人，立即提出去邻居那里借盏灯。漆黑的家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用木板砌成的房屋，卧室的门也是用废旧木板绑在一起，用绳子吊在一根木桩上，当赵爸爸给我们讲述起关于这个家的往事的时候，赵文英就靠着这块木门伤心痛哭。
2001年的冬天，赵妈妈生下了这个家的第二个女儿——赵文英，在这样的偏远山村没有人会花钱去医院生孩子，也就是在生下赵文英的第十天，赵妈妈就去世了。望着10天大的，嗷嗷待哺的女儿，赵爸爸买来了奶粉，细心喂养，又当爹又当妈，这一熬就是10多年。为了家里的生计，在孩子两岁的时候，赵爸爸就带着两个女儿到曲水乡打工。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不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帮忙照顾时，他很坚定地说：“我要带她们在我身边，我舍不得……”赵爸爸现在就靠打临工过活，当记者问询他的收入如何时，他的回答显得没有逻辑性，一旁的老师悄悄告诉记者，他没有文化，对收入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有时候打工人家给多少钱他都弄不清楚，按他们家的现实状况来看，差不多月收入在四五百元。
赵爸爸不识字，但他对记者说，每周都会陪孩子做作业，他会根据孩子写字的工整程度来判断作业的好坏。不过在赵爸爸心中有个难以磨灭的伤口，那就是现今杳无音信的大女儿。由于忙于生计，疏于管教，赵文英的姐姐在12岁就辍学，并和一些不良少年来往，在15岁那年和一个男孩离开了这里。“离开之后，打过一次电话，寄过一次钱，至今再没有任何消息。”说到这里，一行老泪缓缓淌过黝黑而满是皱纹的面颊，一个父亲的无奈与痛心深深地敲击着在场每个人的心。
当记者和老师临走时，老师叮嘱赵爸爸给孩子尽快购买一本字典，孩子现在学查字典，迫不及待了。赵爸爸老实巴交地跟老师说：“我已经拿了钱，托人去县城买了，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那人说可能买不回来了，我这就再托人试试。“（事后记者询问老师学生字典的使用情况，老师称现在一个班45人，有字典的人最多10人。）
记者踏出大门时，希望为赵文英和赵爸爸拍一张照，先前赤裸上身的赵爸爸，立即拿出他出门才穿的短袖套上，他说第一次拍照，要给自己一个好样子。
一个月240元伙食费的两兄妹
和李小祥、李小花兄妹的对话，是一次没有任何干扰，也没有家长参与，直接与孩子之间的对话，也是记者生涯中最纯净的一次采访。整个访谈持续22分钟50秒，虽然是访问的兄妹俩，但自始至终都只有哥哥用极其简单的话在跟记者交流，妹妹在一旁泣不成声。
李小祥告诉记者，他和妹妹每个月的伙食费是240元，基本够花，当然不能每顿都吃肉，很多时候只能吃白米饭和素菜。记者关切地问，每天能吃饱吗？李小祥说，有时候能吃饱，有时候不能。没吃饱的时候就忍着，睡了就好了，妹妹没吃饱的时候我会匀给她。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小祥和妹妹一直都是穿着拖鞋，他告诉记者，有时候也不穿鞋，因为家里穷，自己除了拖鞋只有一双布鞋，冬天穿，不过有些烂了。李小祥和妹妹非常喜欢学校的一些表演活动，不过参加活动都需要自己购置服装，因为这个原因，每次表演活动他和妹妹只有站在旁边看着同学们表演。
记者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尽管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糟糕，但是李小祥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
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问，你们最想去哪里？连镇上都没有去过的李小祥和李小花都说是北京，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他们想去首都看长城。
记者手记
请原谅一个记者的眼泪
在做“科技之光点亮未来”活动企划的时候，作为女记者我是被安排到参与城市中小学信息化教育采访这一组别的。但在最后敲定采访报道组的时候，我主动请缨前往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曲水乡的明德小学。最直接的诱因是，该校老师在公益网站上的一张孩子们的课余活动是用木凳做跷跷板玩耍的图片深深打动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12个小时车程、往返6天的路程，5天与孩子们和老师朝夕相处，有欢笑，有泪水，有心痛，有感悟……就如土卡河岸起伏的萤火虫，就如在校园中仰望在城市久违的满天星星，一切感动都在无限延伸，幻化成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
在这个寄宿制小学，五六岁的寄宿生比比皆是，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缺乏到衣服洗了之后，晾在衣杆上几年都忘了收。而学校老师最小的才是1987年出生，单身居多，更别说有生儿育女的经验了，却都要担负起父亲母亲的职责。夜晚，孩子们准备就寝的时候，年轻老师们就会来到水池边教孩子们洗脸、洗脚。偶尔半夜，孩子们突发疾病，老师还要带着孩子在乡里面的一个村医那里去治病，长期垫付医疗费不说，家庭困难的孩子，欠老师的钱的，父母是见了老师就撒腿跑。而老师们都很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不还，是确实没钱，不知道如何面对老师。”
作为一个从业6年的记者，我深知自己需要冷静地客观报道事实，但是在这次采访中有几个情景让我几度情绪失控。当在专访李小祥时，看着他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我中断采访几分钟；当一天晚上在食堂采访，一群孩子纷纷跑到我面前，用麻木的语气向我大喊：“我妈妈不要我了”，“我爸爸跑了”，“他妈妈跑了”，“我爸爸再也不回来了”……我冲出食堂，在花坛边悄悄抹眼泪；当看着赵文英听爸爸讲述妈妈离世经过而靠着破烂木门放声大哭的时候，我走出这个家，摘掉眼镜，再也控制不了内心压抑的情绪。
请原谅我作为一个记者的不专业，请原谅一个记者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