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巨匠溘然离世 精神永远传承
事件追踪
11月1日，北京城被白雪覆盖。来自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称，这是北京自1987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有人说，这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是为一位逝去的老者而下的。
鹅毛大雪，洋洋洒洒，恰如悲痛国人在与他作最后的告别。10月31日，我国科学巨匠钱学森溘然离世，走完了他98年的辉煌人生。
他的一生，拥有太多耀眼的头衔——“两弹一星”元勋、航天之父、火箭之王……但对于他来说，这些似乎并不具备意义。“我只是沧海一粟！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钱学森贡献一览
■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主持完成“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
■参与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
■直接领导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参与制定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参与制定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发展建立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语录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各界排队不舍吊唁钱老
北京的雪停了，人们对钱学森的爱却没有止步。
11月5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京西阜成路8号院，希望在钱老的灵堂表达一名科普工作者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崇敬与哀思。
京西阜成路8号院，一排排苏式红楼沐浴在雪后阳光下。走进大院，不时听到有人问钱老家怎么走，都会有人热心指路。钱老的家在一栋年代久远的三层红砖楼东头，灵堂设在一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每次可以进去的人数有限，自发前来吊唁的各界群众在钱老家门前静静地排队。执勤的战士说：“这几天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来吊唁钱老，甚至附近工地的农民工也特地找过来。”
这位晚年深居简出的科学巨匠，几乎把最后十年的回忆，都留在了这幢不起眼的小红楼里。小红楼外，“继承钱学森遗志，弘扬钱学森精神”等巨幅黑色挽幛高挂，楼东面搭建起的棚里还有数不清的鲜花。单元门迎面是一个大大的黑体“奠”字，右边的房间是灵堂。灵堂里，摆满了翠柏、鲜花和花圈。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横幅下方是钱学森的彩色照片。唯一装饰来自北侧墙壁，那是钱老堂妹钱学敏在他90华诞时赠送的一幅书法，写的是北宋诗人石延年的七律《松》。
本报记者和几位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排在一起吊唁钱老，灵堂中间照片上钱老依然平易近人地微笑，记者与学生们一起在钱老像前三鞠躬，退出灵堂。
一同吊唁钱老的北邮研究生告诉记者，他虽然没有机会聆听大师的教诲，但“钱老的治学精神、爱国精神是我们要学习和牢记的。在钱老那个年代，他能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到祖国，多么难得。”
钱老家门前的空地上，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男士向前来吊唁的群众讲述钱老的故事，记者问这位中年男士是否与钱老曾经共事，他说与钱老素昧平生，只是这几天看了很多有关钱学森先生的事迹，今天在这里呆了一个下午，只为表达自己的一份感情。
王工是一位从总装备部退休10年的老科研人员，从事科技信息工作41年。他已是两次来钱老灵堂悼念。“我上世纪60年代就来过钱老家，那是给钱老送一份资料。”
王工回忆说，他从1959年在研究所上班开始，就与钱老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他所在的研究部门经常可以见到钱老的身影，“钱老非常伟大，也非常平凡，从不穿西装，跟大家在一起很平常，我们原来就在一个院里。”王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肯定是不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领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钱老就是这样的科学领头人。
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钱老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钱老去了，一个时代也就去了。当年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来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实践。” 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59级学生、中国科大教授张培强无比悲伤。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钱老上课总是笑眯眯的。在大教室里给400名学生上课，他总是要助教到最后一排去，检查学生是否听得见、看得清。但在一次考试时，一位同学将第一宇宙速度的数量级公里错写为米，钱老非常生气，批评那个学生说：“古人讲，下笔千钧，你这一下相差1000倍。你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负不负责任？如果现在不细心，以后不光会流汗，还会流血。”
参与了钱学森雕塑建立的中国科大教授、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59级学生王秀喜说：“任何科学上的伟大创造，都是平凡的大量积累的结果。这一刻在雕塑上的铭文，写出了钱老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他一生的写照。”钱老在美国做研究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研究大挠度理论时推公式用的纸有一麻袋。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助理杨亚政当时正在吃饭，他从电视中获知钱老去世消息时，“手里拿着饭碗呆了半天”。上世纪90年代末，杨亚政在国内力学界发行量最大的学术期刊《力学与实践》作编辑，当时他编发了一篇论文《新世纪中国力学》。没多久，编辑部意外收到钱老的亲笔信，针对新世纪中国力学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哪些领域需要优先发展，应该怎样布局……钱老在信中一一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当时钱老已经快90岁了，没想到他会因为一篇文章而亲笔给编辑部写信。”
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张召忠虽未接触过钱学森本人，但所学习的许多理论和方法都凝结着钱老的心血。“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系统工程、发展战略这些词汇，钱老在软科学上的这些成就对我影响很大。”
对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怀念钱学森,其实是在怀念逝去的那个年代，那个一心为国、矢志不渝、厚积薄发的年代。张召忠说：“现在的年轻人倘若不好好学习和继承这些过去美好的东西，还怎么谈得上价值观和人生观。”
半个世纪的科学偶像
除了那些有幸与他接触的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钱学森是一个偶像、一个标志、一个符号。组成这个符号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是：科学和爱国主义。
“钱学森一个人，顶得上5个师”、“ 宁可枪毙他，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时至今日，有关钱老的这些话，仍然让无数青年的血脉贲张。
1936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考取了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 ——他的研究成果为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科技界高度称赞钱学森所作的“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
1947年2月，年仅37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一位终身教授。然而，无论是名与利，都无法泯灭钱学森的那颗爱国心。
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多方阻挠甚至强行逮捕。此后，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才换回了钱学森。1955年，与美国政府整整进行了五年艰苦抗争的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归的航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说，“中国的航天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20年。回国后，钱学森白手起家造导弹，在火箭导弹、控制科学、应用力学、系统科学、航天技术、思维科学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让无数中国同胞最为自豪的，是他那些“宏大”的作品——震天动地的导弹、划过苍穹的卫星，但要理解钱学森，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没多少人知道，“航天”、“导弹”这两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94岁的航天“总总师”、中国“两弹一星”元老任新民回忆，过去大家用得比较多的词是“空间技术”或“航空”，但钱学森说：“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后来，钱学森从毛泽东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示，首创了“航天”这个词。
“导弹”这个词，也是钱学森的创作。上世纪50年代时有人叫“控制系统”，钱学森发明了“导弹”这个词，因为“导”字的确很传神。
钱学森的深谋远虑，让中国无数科学家折服。许多航天老人记得钱学森说过：“将来搞火箭导弹要靠计算机。”庄逢甘说：“记得有一次苏联专家访华，我想向他们要更大的风洞。但钱老说：‘将来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导弹速度一高，要在地面模拟高温系统，风洞要做得很大，不大好办。’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在钱学森的指示下，中国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工作开展很早。如今“数字风洞”的发展证明钱老的判断是对的。
这位“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在北京师大附小上学时，折出的纸飞机就总是比别人飞得更快，飞得更远。当他与世长辞时，他所在的国家早已实现了载人航天的梦想，成为了一个航天大国。而这位科学巨匠，也成了无数中国人永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