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科技人贡献排行榜
特别报道
兴，难觅丰收的喜悦，难闻机器的轰鸣，恢复国民经济，成为第一要务。
60年，光辉岁月弹指间。60年，中国大地沧桑巨变。
60年后，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发展潮流的复兴之路。
这更是一条中国科技人艰难破冰、披荆斩棘、闯关夺隘的奋进之路——从钱学森、袁隆平等国家级科学家，到王选、求伯君这样的探索者，无数中国科技人上下探索，为中国的复兴之路贡献了毕生力量，谱写出了一部不朽的传奇。
军事科技——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先行人大事记：
大事记：1960年，第一枚自主导弹研制成功；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2003年，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著名物理学家、火箭专家这样的头衔道不出钱学森的分量，引用一句美国人的“赞扬”似乎更为恰当。1950年，留美任教的钱学森争取回国。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在祖国和钱学森的共同努力下，他1955年才回到国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要重拾千疮百孔的工业、发展事关5亿人生存大计的农业。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打造强大的军事体系保卫新中国。这时，二战催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开始疯狂的军备竞赛，世界范围内局部地区战争时有爆发，战争威胁并未远去。广岛、长崎上空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更为新中国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掌握原子弹等核心高端军事技术，核威胁和军事胁迫可能将襁褓中的新中国活活扼杀。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开发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价值5个师”、国际顶尖的军事科技人才钱学森的归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钱学森回国后，一头扎进了大西北，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中风餐露宿，工作和行动对家人都绝对保密。不到5年，“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就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枚自主研发的近程导弹，军事意义重大，钱学森带队的“东风小组”功不可没。
此后，在军事领域，“两弹一星”计划的完美实施令国威大振。所谓两弹，一指导弹，另外指的是核弹，即原子弹、氢弹。正是在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军事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打破了国际上的军事威胁及核讹诈，新中国才成为真正的军事大国。军事防御体系的搭建，切实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群体影响：
60年来，军事科技领域继往开来，屡破国际难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人员，活跃在各个军事领域：从国产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到卫星通信地球站、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每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军事发明背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普天同庆，除了钱学森、邓稼先这些“明星”们，那些默默无闻的军事科研人员同样值得人们去铭记。
农业科技——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大事记：上世纪50年代初，禽畜瘟疫疫苗研制成功；1965年，形成农作物良种繁育推广体系；1973年，育成第一批具有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1982年，对虾工厂育苗成功，海洋养殖技术世界领先。
“他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这是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的赞誉之词，袁隆平当之无愧。
民以食为天，这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表现尤甚。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政界曾广泛流传一种声音：共产党不是救世主，因为“根本没人能解决5亿人的吃饭问题！”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新中国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区域性灾害严重、作业方式原始、亩产量低，农业问题相当棘手。一旦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新中国一度陷入困境。中央意识到，农业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随后加大农业领域投入，开始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补贴等等。
差不多同时，一些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行动。目睹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在湖南安江农校执教的袁隆平立下了“消除世间饥饿”的目标。他认为：人口、耕地都是客观因素，自然灾害更是不可抗力，要想提高农业输出，必须要培育亩产高、适应性强的新品种——杂交水稻，这才是治本之道。
培育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但经过几年的努力，袁隆平还是找到了突破点，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的发表，被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除了种植业，60年来养殖业也获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疫苗的研制成功，猪瘟、鸡瘟的传染率降低了八成以上，极大地保护了养殖业发展。而该疫苗的发明人，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人知晓。
群体影响：
科技兴农，一种新型理念彻底改变了中国5000年的农业生产模式。凭借着一批批农业科学家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作物品种已经实现5-6次大规模更新换代。今天，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13亿人吃饭的难题，更成为农产品输出大国，产品畅销国际市场。“袁隆平”们的“中国式智慧”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惊叹，“吃饭问题”永远难不倒聪明自强的中国人！
出版科技——王选：当代毕昇送来光与电
大事记：1979年，由王选牵头的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第一台样机调试下线。
1978年~1983年，王永民用五年时间研发“五笔字型”，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
1988年10月，周志农的“自然码汉字输入系统”1.0版问世。
从北宋毕晟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中国工人用手码字块的印刷历史延续了900多年，直到1975年一项由国家支持的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启动，才使长达10个世纪的人力劳作得以解放。
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为中国印刷史带来了一次革命，王选就是这次革命的缔造者。他的发明使我国印刷史告别了“铅与火”时代，迎来了“光与电”的时期。
1974年，电子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48工程”。北大数学系讲师、王选的夫人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回家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已经憋闷很久的王选立刻躺不住了，尽管当时国内已有五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开发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还是决定参加这场竞争，王选用了大量时间查阅国内外各种资料，一步步解决了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
王选的发明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后，获得了一致好评。“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
当时财大气粗的英国蒙纳公司，想要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抢在王选之前推出类似的机器，占领巨大的中国市场。王选夜以继日地率领部下加班加点，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王选和同事们紧张地盯着样机，直到看到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悬着的一颗心才彻底放下。这张胶片上面，有上千个日日夜夜王选和同事们的心血，上面印出了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可以说是第一代激光照排技术的产物，在王选心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图案。
随后，王选继续努力，在第二年推出了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接着新华社、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陆续采用该系统进行印刷出版，各地媒体单位也纷纷采用该技术，如野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开来，将国外同类技术的机器挤出了中国市场。
在中国科学院等多个机构对20世纪我国最伟大的工程项目贡献奖项评选中，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被公认为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最伟大的发明。目前我国90%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在使用着这套系统，数百万的人力因此得到解放，极大地改造了行业生产力。
群体影响：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但随着时间推移，不论是在印刷还是计算机上，都需要进一步地解放人力和革新，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和王永民的五笔字型，都是在一次次科技革新中对汉字科技的创新之举，推动着汉字在计算机上更多的应用，推动着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迈向新的阶段。
软件科技——求伯君：第一程序员与他的儿子“WPS”
大事记：1989年，王江民开始从事微机反病毒研究，开发出KV系列反病毒软件，占反病毒市场80%，正版用户接近100万。
1992年，简晶在云南昆明明星公司推出汉字操作平台“中国龙”1.0版。
1993年，鲍岳桥作为希望公司的主创人员推出汉字操作平台UCDOS3.0。
说求伯君是中国第一程序员一点也不为过，在中国，求伯君是民族软件的一种象征。
他的“儿子”WPS是金山的第一个产品，也是求伯君和金山的成名作。从1988年至今，WPS已经21岁了，它亲历了中国软件产业的跌宕起伏，也见证了中国民族软件产业的发展。
开始着手开发WPS时，求伯君才24岁，当时他刚被四通公司调到深圳，不擅经商的他对于开发软件尤为钟情，正好那时香港金山公司答应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WPS。
求伯君的目标很明确，做一张汉卡装字库，写一个字处理系统，能够取代WorldStar，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WPS。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深圳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时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
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求伯君在这样的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他已没有任何感觉。
WPS没有做广告，也没有去评什么奖，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WPS开始挣钱的时候，每年卖3万多套，每套批发价2200多元。
从1988年到1995年7年的时间里，WPS几乎成为软件的代名词，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
直到1993年，WPS遭遇了Word的挑战。求伯君主动迎接挑战，做了一个类似于Office套件的产品，叫做盘古组件。但这个组件却遭遇了失败。
当盘古失败的时候，有人劝求伯君利用已有的名气，搞系统集成，做一些项目。但是求伯君坚持WPS不能放弃。求伯君拒绝了微软的邀请，潜心做WPS。他坚信“Word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之后一个版本WPS97经历了长达四年漫长的开发过程。期间，开发团队的资金和信心都受到打击。就在开发快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求伯君把自己的别墅卖了2000万元，拿着这笔钱继续WPS97的开发。正是这种感情驱使求伯君带领开发小组四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年工作365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微软的200多人团队做Word相比，求伯君的团队只有1/20，不到10个人。好在WPS97推出后两个多月，就销出了一万三千套。之后又升级到WPS2000、WPS Office系列，与微软十几年的竞争一路走来，从占尽先机到迅速落败，再到WPS Office2005的重生，求伯君的WPS演绎了一部中国软件的民族奋斗史。
群体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中国软件群雄逐鹿的个人英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联想、方正、四通，而是那些屈指可数的、在研发的软件中写下自己名字的程序员，很多软件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他们的经历，在中国民族软件史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创业海归——李彦宏：击败硅谷巨头的百度神话
大事记：1996年，张朝阳用借来的22.5万美元成立了搜狐。
1999年10月，邓中翰等人借鉴硅谷模式成立中星微电子公司，开始了中国在芯片产业上的历史性创业。
新兴互联网企业家的成长和成功经历，相比上一辈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要来得纯粹、明朗得多。
作为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的掌门人，李彦宏的名字和故事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他留学海外，目光瞄准了中国商业的空白点，将从美国硅谷学到的最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与中国本土国情结合起来，一举崛起，开创了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如今，百度已经成为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在中国与谷歌和雅虎的较量中胜出。
2000年，当美国正在爆发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百度在中国成立了，这是李彦宏创业的第一家公司。2001年，百度推出新的商业模式——搜索引擎排名（针对企业进行收费，使其在可能的搜索页面上优先排序，从而提高赢得新客户的可能性），公司开始逐步盈利。
2005年，百度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创造了中国概念股的美国神话，首日股价涨幅达354%，是自2000年以来纳斯达克单只涨幅最高的股票。
一夜之间，李彦宏拥有了亿万身家，并因此使得追随他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了7个亿万富翁、51个千万富翁、240多个百万富翁……
而此时，拥有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气质的李彦宏在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心里成为一个神话，成为高科技与财富的象征。
而相比于国内的竞争对手，富于冒险精神的百度已经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去年初，百度斥重金正式出击日本市场，并不断加大投入，2008年，百度正式开始日本业务，成为日本第四大独立搜索引擎。李彦宏表示，欧洲市场将成为百度的下一个目标。
群体影响：
从张朝阳、李彦宏，甚至到邓中翰，这些海归的科技创业者，托起了中国IT发展的平台，把海外创业理念带回中国，为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和IT产业注入了新生力量。
海外华人——李政道、杨振宁：海外华人科技梦
大事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及香港赴美的留学生，开始奔跑在科技的创业道路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扭转了美国科技的布局。
作为海外科技华人的代表，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
1957年，这两个人的名字被世界铭记。当年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合作，推翻了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宇称不守恒”，这是华人首次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在那个年代，海外华人的科技逐梦路从李政道的两份手稿里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在2006年李政道80寿辰前夕，他给温家宝总理送去镶在镜框中的两份手稿复印件，一张是1957年12月美国Physics Today（《今日物理》）杂志的封面，是李政道1956年夏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做暑期访问学者时，进行宇称不守恒等问题研究的演算草稿。另一张是2006年3月25日，李政道有关中微子研究的手稿。
温家宝在收到李政道两份手稿后，在回信中写道：“……两份珍贵手稿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照片既真实记录了先生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前所作的大量艰苦思考和探索，又真实记录了先生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的几十年中，仍在坚持细推物理，日月不断，孜孜不倦，继续忠实地进行着自己的物理学研究事业……”
第一张手稿“诞生”在50多年前的美国。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做宇称不守恒的合作研究。当时实验室为科技人员提供的办公桌上，都放了一本“拍纸簿”（打草稿用的纸本），白纸很大，大约有4张A4纸那么大（42cm×59cm），供科学家随手写用，记录灵感和想法。李政道就是这样，而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又会随手将它们撕下扔在废纸篓里。
不过有趣的是，李政道办公室隔壁有一位Church教授，对李政道的研究工作十分关注，每晚都将李政道涂写的那些草稿纸从纸篓中收集起来并加以保存。第二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Church教授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1956年涂写的那些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1957年12月，《今日物理》杂志将其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
另一篇是他2006年3月25日有关中微子研究的手稿。两份手稿，相隔整整50年。李政道6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对物理学的研究，他的工作方式是“随时工作”，累了睡上两三个小时，然后起来接着做，从他手里“生产”的手稿，每天都有几十页，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写的都是他这一天推导的公式。
2006年一年，李政道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等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送给温总理的是2006年稍早发表的论文手稿。从这页手稿也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的演算非常严谨，每隔一段，就用红笔勾一下。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作推演，只有万分之一的错误几率，让人叹为观止。这一页手稿表现了李政道的思路以及推导过程，体现了李政道的数学功力。
群体影响：
目前，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总数接近一百万，这个群体在国际科技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是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各类专业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华人科技人才因为科研能力突出而被委以重任。二是出现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科技精英，包括一批诺贝尔奖得主、一批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以及相当规模的华人科技精英在所在国某些学科领域影响较大。三是创造出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华人科学家凭借自身勤奋努力和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创造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分子束碰撞器”等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四是华人科技人才创业成果丰硕，比如在美国硅谷，每年涌现的五千家初创企业中，百分之四十有华人参与。
硬件科技——李国杰：大型计算机领域的逐日者
大事记：1983年，第一台每秒亿次运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银河”研制成功；1993年，“曙光一号”研制成功，运算能力达到6.4亿次；2009年，“曙光5000A”研制成功，运算峰值达到233万亿次。
对企业、行业应用而言，少了李国杰，也许生产真的会“倒退十年”。
1985年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李国杰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ＣＳＬ实验室深造博士后。1987年携眷回国，出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主任。
多年在外留学的经历，让李国杰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外大型计算机的差距：1976年，美国CDC公司研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5亿次。而10年后的1986年，国内大规模采用的757计算机运算速度仅每秒1000万次，相当于美国60年代的水平，落后上百倍。这种运算能力的大型机，早已被国际市场淘汰。大型机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国民生产：别人三天运行的计算工作，国内要做整整一年，效率差得惊人。
聪明的中国科学家们开始奋起直追。李国杰领导的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经过7年努力，成功研发出了“曙光一号”，运算速度达到每秒6.4亿次，较之“前辈”757乃至“银河”计算机，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1994年3月，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曙光一号智能计算机等一批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不久，“曙光1000”、“曙光2000”很快面世，运算能力进一步提高。世纪之交的“曙光3000”甚至达到了每秒4000亿次的运算速度，和国际最新的巨型计算机性能相比已难分伯仲。科学家王大珩参观曙光基地后感叹，“在今天，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绝不亚于当年的两弹一星”。
李国杰们的“追赶”永不止步。2009年，“曙光5000Ａ”问世了，运算速度突破了每秒百万亿次，跻身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TOP500）的前10名，也是十强之中唯一一个“非美籍”成员。外媒评论称，“虽然在这一领域美国继续保持了优势，但已经越来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
群体影响：
中国已逐渐成为超级计算机强国。除了“曙光家族”外，“银河”、“神威”、“深腾”等系列的超级计算机也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越来越多的“李国杰”投身到超级计算机研发行业，除了国防、军事、航天等领域，超级计算机还频繁地奏响平民“进行曲”，走进家庭，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甚至帮助人们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
通信科技——李世鹤:中国3G之父
大事记：1999年，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TD第一次被作为3G标准提出；2000年，大唐电信集团成立，负责TD研发及产业化；2008年，TD试商用。
相信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离开电话、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打电话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直使用外国人的通信技术，隐私和信息暴露无遗，一旦反目，将是多可怕的事情？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国家相关部门，在GSM、CDMA西方标准时代，几无隐私可言，众多涉密部门只能小心提防，自主通信标准呼之欲出。
目前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每年贡献着1000亿元的GDP，通信不仅是朝阳产业，更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但2G时代采用西方标准，每年巨额的专利费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机密保护与产业价值两大原因，要求改朝换代的3G来临时，要搭建起一个自主独立的通信标准。千呼万唤之后，中国3G标准——TD终于诞生了，写在TD史册上第一页的，正是李世鹤及他的团队。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开始征集3G技术标准，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找到李世鹤，希望他拿出一个基于SCDMA技术的可满足3G要求的框架，TD的构想逐渐浮现。不久后，ITU通过了关于TD的草案，中国自主的TD成为与CDMA2000、WCDMA并行的3G标准之一。
2000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负责TD的产业化，一批TD人为了中国3G努力开拓、奔走相告。但由于国内渠道较为单一，资金方面欠缺，来自WCDMA和CDMA2000的压力也让TD喘不过气来，因此，TD人一面要继续自主标准的研发，一面要积极斡旋游说，争取社会各界给予TD更多的支持。
2000年，大唐找到了“伙伴”——华为、中兴等公司，由其组成的“TD-SCDMA产业联盟”成为TD发展最为坚实的市场后盾。市场合作方面，TD产业联盟也互助互惠，同舟共济，不断给用户带来惊喜。
群体影响：
2008年，借奥运之机TD试商用，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从2009年开始，3G时代正式到来，3G将身负拉动投资、扩大内需，让人们享受先进通信技术手段的重任，3G也将带来数千亿元规模的市场增量。“国货”TD成为中国通信史上的里程碑，以李世鹤为代表的TD人也将为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