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出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特别报道
作了报告四十分钟，之后接受媒体群访，然后又被本报记者“堵住”，中间未喝上一口水，歇上一口气，但这位满头银丝、年过六旬的老人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讲述依然铿锵有力。整个访谈中，始终用微笑面对记者。
邬贺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谁也想不到，这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却是一位时尚的“弄潮儿”——“我很喜欢上网冲浪，也关注‘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信春哥’这些互联网现象。”
“这是中国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邬贺铨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制造，更要积极自主创新，探索转型道路。”
销量第一不是真正第一
电脑报：你在第十一届科协年会上所作报告的关键词是“信息化转型”，提到发达国家早已从IT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但从中国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新的全球IT制造中心。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邬贺铨：中国目前被称为制造大国，或被称为“世界工厂”。比如在IT业，就有笔记本、显示器、手机、彩电等占全球近一半或超过一半的产量。但背后是发达国家享受着研发、设计、服务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而中国仅仅占据了低端的生产链。
多年来，中国IT业都是“重制造，轻研发，重仿制，轻创造，重制造，轻服务”， 这几年开始有些变化，但坦率地说，这些变化与我们的内需扩大有关。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来看，制造型企业的服务含量越来越高，服务业所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并将超过制造业。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电脑报：你在报告会上举了IBM、通用电气、惠普、英特尔这些例子，表明它们在业绩和增长上都是领先全球的信息化公司。为何我们没有从中看到中国企业的名字？
邬贺铨：不是我不想有中国企业，而是无例可举。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一家英特尔、IBM这样世界领先的IT公司，华为、联想、海尔虽然也是在国际上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比如华为程控交换机连续三年世界第一，在设备市场世界第三；联想全球笔记本出货量也位居全球前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销量，而不是创新能力和研发技术。不是说销量第一了，你就世界第一了——你的喉咙都被别人捏着呢，更何况你的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与英特尔、IBM这些公司都有不小差距，用什么去竞争？怎样获得持续增长？
这是我对中国IT业最大的悲观，IT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行业，不像石油、通信行业——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可以凭借垄断和服务一下跃居世界前列。IT业必须有核心才能掌握产业链，最明显的例子是PC，可以说是英特尔掌握着中国PC业的未来趋势和市场走向。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中国企业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不加快转型升级，几乎不可能出现英特尔、IBM这样的公司。
中国IT业应转向服务
电脑报：从中国经济来看，目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型、结构转型、企业转型、地区经济转型等各方面转型的关键时刻。那么中国IT业是否应放弃制造，转向服务为主？
邬贺铨：我们制造、生产iPhone，但是我们并不赚钱，赚钱的是苹果。iPhone的例子说明，我们属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钱都被别人赚走了。如果想做高附加值，就必须转型，从单纯模仿和为别人OEM走向自主创新和找别人OEM；从制造大国转向研发和服务大国。
现在， IBM、惠普、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企业的服务都已经成为这些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实际上，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同样也是以服务为主。
在IT产业，硬件产业、软件产业、信息内容产业等等都应该向服务转型。但目前完全转向服务型还是不可行的，这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经济、科研水平、国情既不允许也不可能使中国由制造大国一下转向服务大国，也不是把我们的产业全部转成高新技术产业，全都转成软件。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制造和服务并行，或者说制造服务化。
电脑报：该如何理解这种制造服务化？或者说，现在的制造企业该如何转向服务型企业？
邬贺铨：首先，服务围绕制造展开。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比如笔记本、手机，任何一个小企业都可以制造、代工，同质化竞争市场里，制造的利润率很低，要想追求更大的利润，要让单纯的“服务”让位给“体验”，比如咖啡店不再只提供饮品，而是变成“第二客厅”和“移动办公室”；电信营业厅成为一个网吧和3G业务展示综合性营业厅……
其次是制造本身的服务，服务不再局限于售后环节，而是渗透到设计、制造、销售等各个环节。比如现在制造出一个产品，现在不当产品去卖，而当服务来卖，相当于租给客户，客户付服务费就能享受这个功能，很像软件里的SaaS。最后是把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这是企业提高服务含量、增加服务价值的有效途径。
IT业应实现产业链共同转型
电脑报：目前联想、华为、海尔这样的跨国企业已经开始了转型探索，你对它们的转型如何看？相对小一些的企业有没有转型机会？
邬贺铨：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一次转型都是血与火的洗礼。比如超市、连锁便利店的兴起让传统百货店无以为继；快递的兴起让传统邮递业务节节败退，而电子邮件的兴起又让快递业务受到冲击；手机的普及让固定电话走向了没落，也造就了中国移动。
对于联想、华为的转型，我的建议只有一个：根据自己所在行业中企业的特点以及产品特点进行转型。另外，这些企业往往忽视了产业链的转型——要想真正转型成功，需要产业链的共同转型，比如IBM转型了，而其他公司都要追着它进行转型。这就要求大企业和同领域的中小企业要实现整体转型，比如联想正在转型，方正、同方、神舟也应该一同转型，是产业链的重组和产业模式上的转型，进行产业链的协同。
进行产业链的转型，有品牌、有产业链控制力的企业转型相对容易，应该主导这个产业的转型。这也是其他企业的转型机会。
电脑报：那在你看来，联想、华为、海尔等企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转型成功？难点在哪里？
邬贺铨：一个产业的转型，没有5到10年看不出成效，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的时间。对中国IT业来说，转型的最大困难是自主创新技术不够，缺少研发设计的高端人才，缺少转向服务性企业的基础。
这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政府、企业、研究单位和市场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一是目前缺乏中间性试验的研究开发机构，过去承担产品开发职能的应用型研究院所因转制，将其过去服务的对象即行业内的企业变为竞争对手。转制前它们是行业里的大院大所，转制后却成了行业里的小企业，造成了产学研合作链条中重要的一环缺位，这些情况值得反思。二是我国目前还缺少支持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我国市场上的用户，有很多是国有集团，他们掌握着市场，他们有责任打造支持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在日本，电信运营商NTT每年3%的销售收入投到研发，并按照政府要求与日本国内的上游厂商合作研发设备。但在中国，政府没有赋予国有集团这个使命，国有集团也大多是埋头自己苦干。
政府投入支持也不够。美国政府科技经费中有33%投向企业，而中国是10%；企业的科技费用中来自财政的比例，美国是12%而中国是4.6%。当然，国家也建立了不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但没有做到真正为研发、企业服务。政府还应该建立一批中试机构，开发直接面向产业、市场的技术。
电脑报：你的意思是，自主创新也好，转向服务型企业也好，不仅是联想、海尔等企业的事情，更是全社会参与、全民族动员的国家战略？
邬贺铨：你说得很对。但培养全民族的创新意识、服务型意识，首先还是要从教育抓起。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学习书本，讲究标准答案。这是不利于自主创新的。
当然企业也要提供创新的空间。谷歌员工在8小时之内有20%的时间可以不干领导分配的工作，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谷歌很多创新是在这20%的时间里想出来的。其实，很多创新并非一定在研究所、科研项目里做出来的，更重要的要有需求导向。有需求、有兴趣、有目的才能创新。我们在项目安排上应该提供宽松的环境，抱着容忍的态度，支持萌芽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打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才能诞生中国的英特尔、IBM或通用。
精彩语录
本届科协年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还留下了诸多精彩语录。
谈CPU
1982年以来，CPU的性能提高了3500倍，内存的价格下降了45000倍，硬盘的价格下降了360万倍。
谈3G
3G不会很快被4G取代，至少还可以再活10年;互联网上网速度还会大幅提升，今后哪怕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照样能稳定上网。
谈操作系统
以后，将出现一种新的电脑操作模式:电脑内不装操作系统，软件都联网用，用完了就不管了，相当于C盘全格式化就没有病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