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网瘾背后的“数字鸿沟”
特别报道
一周上网40小时，这一正在拟定中的网瘾标准，轻而易举地将全世界最庞大的网民群体划入了“网瘾者”的范围。
全民网瘾就如同一张贴在中国互联网面孔上的争议性标签，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是否已经陷入全民网瘾？
但是，比起“网瘾是不是贬义词”这样的争议本身，对整个中国社会更具有深刻穿透力的则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与互联网高度捆绑所营造出的特殊现象，已经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赫然出现一条深深的“数字鸿沟”。这种“数字鸿沟”不断地以价值冲突、认知差异、思想碰撞等各种形式，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改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围绕“全民网瘾”所产生的这场争论，更如同一面镜子，忠实地记录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在思想文化、人文价值等方面的激烈碰撞和深刻改变。
未来10年，“全民网瘾”的争论注定会继续下去，甚至更加激烈，整个中国社会也注定要在“数字鸿沟”的碰撞和影响下跋涉前行。
一个青年演员的另类成名
青年演员祖峰在中国电视史上创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的表演纪录；一个反面形象的角色，却在互联网上留下了一个极为另类的评价——第一个被网瘾一代集体认知的反面角色。
祖峰在2009年火爆中国的谍战剧《潜伏》中扮演国民党情报人员李涯。作为曾经打入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谍战人员，李涯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可谓剧中余则成的最大对手。
可以说李涯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在网上引起如此轰动，跟祖峰本人对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不无关系。但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与以往单纯地将影视人物分为正面和反面不同，在以高度依赖互联网的年轻一代为主的收视群体中，却破天荒地从职场的角度去审视这个角色。
在各大网站“潜伏”专区中，讨论李涯的帖子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角色，甚至包括主角余则成。在一些大型论坛，年轻一代的观众已经将李涯的职业生涯与职场生存联系起来，讨论“李涯是不是老板赏识的员工类型”这样的话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孔艺霏甚至和李涯扮演者祖峰在网站上公开探讨起“李涯是不是职场教科书”，这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演员本身，更多的是对这个反面角色本身某些特定方面的认知。
“这种针对反面人物的集体认知在以往几乎是没有的，李涯这个角色算是开了一个先河。”对记者说这话的是曾经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现为自由影评人的罗中海。
他拿出了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上面有一张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剧照。“当初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凭借南霸天这个角色一举成名，在观众中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当时包括社会舆论和全体观众都是将目光聚集在陈强这个演员对南霸天角色的成功扮演上，关注的是陈强的演技，而对南霸天这个角色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大坏蛋，一个万人唾弃的阶级敌人，这一点跟李涯的遭遇有很大不同。”
网友“我是老古董”曾经参与过网上李涯帖子的讨论，他谈起这个话题不以为意：“大家也知道他是个特务，需要被否定。但只不过大家的目光更多聚集在这个角色人物所表现出的某些特点，对现实职场生存的影响上，这并不代表大家认同这个人代表的其他东西。”
网瘾现象改变年轻一代的价值评判
为什么对李涯的这种另类认知不会出现在我们父辈甚至更上一代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跟年轻一代相比，很少有那样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思想相对传统，或者说没有思想改变的外在推动力。
“80后”、“90后”则完全不同，尤其是“90后”，从小浸淫在以自由、个性为特点的互联网文化中，人文思想、价值认知受到很大的影响，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人。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本来自古存在于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代沟，到了互联网时代，就被数字平台无限放大，彻底变为横亘在“80后”、“90后”年轻一代和父辈之间的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
与这个观点相吻合的是，2008年国内18岁以下网民、19～28岁网民、40岁以上网民所占网民总比例分别是22%、39%和7%。而在这三个年龄群体中新增上网人数的增长率则分别为65%、38%和20%。
罗中海甚至开玩笑说：“即使让我父亲看10遍《潜伏》，也绝对看不出‘80后’一代人眼中的那个李涯来。” 在罗中海看来，李涯现象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和年轻一代，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高度捆绑所催生的产物。
西南大学心理学专业徐华春博士师从国内心理学泰斗黄希庭教授，曾经专门研究过年轻一代对互联网的依赖现象。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年轻一代和互联网所谓的高度捆绑其实就是一种网瘾的表现，现在60%的年轻人肯定都有依赖互联网的上瘾症状。他认为，不必忌讳“网瘾”这样一个词汇，它并不是贬义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年轻人有网瘾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怎么去利用好这种“瘾”。“要记住，对于人的思想来说，只有高度依赖，才能深刻改变。”
从历史上看，现在“90后”、“80后”和前面几代人之间所产生的代沟，尤其是心理上的差异，是建国后几代人中最为明显，也是最为深远的。曾经有一个小测试显示:如果“50后”、“60后”、“70后”之间的代沟分值为5分上下，那么“80后”与前几代人的代沟分值达到了10分，而“90后”与前几代人的代沟分值则突破了20分，达到最大值。这其中，互联网起了很大作用。
就拿看影视来说，老一辈人对角色的评判很简单，就是拿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去套，以此判断对方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反面人物则注定要被大家不屑一顾。不可能有其他诸如职场价值这样在他们看来匪夷所思的评判标准。
1961年出生的四川人王凯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石油局大院里，大家看露天电影——孙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当屏幕上出现国民党特务军官的形象时，有人突然站起来扯着嗓子吼了一声：“打倒蒋介石！”
但是到了互联网一代，成天泡在网上的“网瘾一代”则有着跟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审判体系，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更多价值认同标准纷纷涌现出来，这是之前数代中国人极少考虑过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年轻一代才会从职场奋斗的自我价值角度去审视一个传统意义上应该遭到否定的反面角色，从而产生出效果完全不一样的影视观感。
甚至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反过来影响到影视剧创作本身。在《潜伏》结尾的设计中，导演姜伟就摈弃以往正面人物胜利凯旋，皆大欢喜的手法，专门拍摄了一个余则成和爱人咫尺天涯，相望而不能相守的残酷结局，用以表现革命者和革命信仰的伟大和悲壮。结果受到了许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大大加深了他们对革命者为建立新中国无私奉献的印象。没有这样的多元化氛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为老一辈观众所接受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成天泡在网上的“网瘾”现象，年轻一代还很难产生这样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自我价值和社会认知。
网瘾问题在于填平数字鸿沟
如果说全民网瘾制造出的“数字鸿沟”只是存在于影视领域，那还简单。但是，当数字鸿沟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群体之间，那么，要解决全民网瘾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填平它所带来的数字鸿沟。
在教育领域，网瘾、数字鸿沟带来的矛盾冲突，成为最为集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地方。今年暑假，从事心理咨询的朱小丹博士曾经专门接待过一对从四川南充来的夫妇，给他相当震撼的冲击。
这对夫妇的年龄在40岁上下，都是当地普通工人。他们一到朱博士的办公室，就一下子跪到地上，哭泣着要朱小丹救救他们的16岁孩子。
“那场面真的叫人揪心，父亲是一个近1米8的北方大汉，一下子就跪到地上，可见是多大的悲怆才让他作出这样的举动。我也是为人父母的，当时眼泪刷刷地就跟着下来了。”朱博士回忆说。
跟任何一个网瘾故事一样，这对夫妇的孩子也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开始是每天下课就去网吧玩游戏，后来发展到逃课，最后干脆通宵不回家，成天泡在网吧，甚至被发现抽烟喝酒。父亲对孩子劝也劝了，打也打了，但始终没有让孩子摆脱网瘾，反而让孩子对家庭产生了敌视感。
朱小丹后来见到了这个孩子。跟想象中不一样，孩子很清秀，也很有礼貌，并没有太多的坏习惯。只是一谈起父母，孩子就一下沉默了，不愿再说话。与孩子待了一周之后，朱小丹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两代人认知上差距太大造成的冲突案例。
在孩子2年前接触网络游戏的时候，抱着“学习和游戏并不冲突”的想法，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去耍游戏。但父母却不这么认为，学生就应该以读书为主，耍游戏肯定会影响学习成绩——但事实是当时喜欢玩网络游戏的孩子学习成绩并不差。在这种传统思维支配下，父亲每天开始要求孩子放学回家继续学习。
具有青春期叛逆心理的孩子自然不愿意服从父母管教，总是想方设法跑到外面去，甚至和网游中认识的朋友见面。这更加深了父母根深蒂固的“网络游戏教坏孩子”的想法，遂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孩子外出。
结果两种思想认知的碰撞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并呈现出悲剧性的发展态势。孩子越来越抗拒父母的管理，拒绝和父母沟通，并通过逃学、不回家等方式来表达抗争。父母则越来越怀疑网络游戏正在让孩子堕落下去，更加试图让孩子与网络游戏隔离，进行网络“免疫”。
“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互联网的影响不同，两代人的认知不同导致的结果。老一辈人认为网络游戏和读书学习不能并存，由此担心网瘾对自己孩子的负面影响；年轻一辈则认为父母思想太落伍，太僵化，不认同父母对自己的教育管理手段。即使在朋友观上，双方也相去甚远。父母认为孩子要交朋友就应该在学校和那些积极上进的同学交往，网络中认识的朋友都太不正经。孩子则觉得自己的朋友应该是多种多样，学校中有，网络上也应该有。两种思想认知都想征服对方，其实如果当时双方能够在思想认知上做一个沟通交流，甚至是融合和平衡，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朱博士说。
朱小丹后来告诉记者，其实解决这种思想上的差距最为棘手——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
你能说父母思想保守落后吗？“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愿自己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有出息。无论是苦口婆心，还是严格管教，为人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何况青少年普遍缺乏自制力，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正确成长；但另一方面，孩子有不同于传统思维的想法就是错吗？毕竟这是一个潮头涌动的年代，年轻人总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观。唯一的解决方式只能是进行两代人沟通和融合。
但问题就在于，即使要做到这样的两代人思想沟通和融合也同样存在认知上的差距。
老一辈人觉得孩子就应该服从父母管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长期泡在互联网的年轻一代则觉得，民主平等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存在，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由于思想认知上的差异始终没有得到愈合，结果就导致出现了一个糟糕的循环：父母认为互联网带坏了孩子，更不能让孩子接触互联网；孩子反过来觉得无法与父母沟通，将更多情感寄托到互联网上，更加沉迷进去。
思想认知上的这道数字鸿沟同样让许多教育工作者困惑无比。最典型的莫过于从2006年开始的针对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争论风波”。
鲁迅可以说是出现在国内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最多的作家，《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都让数代中国人记住了这位伟大的民族作家。在传统的语文教育中，鲁迅作品往往会从“民族魂”、“用笔杆作投枪，作匕首”的角度去剖析欣赏。
但是，随着新一代年轻人进入中学课堂，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评判和探讨，影响着年轻一代更加严谨地审视鲁迅作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鲁迅作品。这对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006年10月，刚刚从国家教育部系统实习回来的教师王春杨做了一个学校调查，结果发现当地30%的中学生对鲁迅作品在语法上都存在严重的质疑。
记者在王春杨的教学笔记上看到课文《孔乙己》中的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当时已经有学生公开在课堂上向老师质疑这句话的正确性，在这些年轻学生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病句。而课后习题居然要学生把这个疑似病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表述的深意与巧妙写出来，结果引起了许多学生的严重怀疑。
王春杨告诉记者，这种课堂上的公开质疑在以前是很难见到的，从“90后”的学生入校之后，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涌现出来，甚至对教材提供的标准答案也持怀疑态度，也成为老师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我们上世纪80年代读中学那个时候，教材答案就是权威，哪里还敢质疑什么。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感觉质疑一切成为这代年轻人的新潮流。他们甚至每天针对争论的话题，在网上进行大量的集中讨论，同时从网上获取更多论证自己观点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