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蓝色魅力——IBM中国研究院探秘

综合报道

  “IBM在软件上未来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微软!” IBM大中华区软件部总经理宋家瑜在2004年的春天发出惊人之语。

  “蓝色巨人”IBM实现“软化”之后,频频在软件领域发力,矛头直指微软。

  而IBM挑战微软的底气,源于它软件研发中心的成就。2004年6月11日,本报记者来到IBM中国研究中心,深入采访这些支撑着“蓝色巨人”信心的工程师们。

  两任“深蓝”总经理

  6月11日,对IBM中国公司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IBM中国公司在中国大饭店的会议厅举行了上千人的发布会,正式在中国市场上推出了“IBM有史以来所宣布的最重大的举措之一”──最新的软件模型IBM Workplace,这被看做是微软.net霸业的最大威胁。美国《商业周刊》为此以醒目的大标题做出提示:“Office请注意,WorkPlace来了!”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得实大厦2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IBM中国研究院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人事交接──刚刚升任IBM系统和技术部全球副总裁的中国软件开发中心总经理王玮博士在这里向记者告别,并介绍他的继任者郑妙勤女士。第一次探访IBM中国研究中心,就和它的前后两任负责人面对面,记者倒有些始料未及。

  “知道哪一家跨国公司最早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吗?”采访一开始,王玮就反客为主地问记者。随即,他不无得意地揭晓了答案:1995年成立的IBM研究中心(CRL),“微软的中国研究院是1998年才成立的呢。”

  1995年,郭士纳喊出了“到中国去”的口号;那一年,在美国IBM总部华生研究中心任职的王玮也获得了一个“非常excite的机会”──来到北京创办IBM中国研究中心。王玮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9年。在这9年间,中国研究中心成长为IBM世界第五、亚洲第一大软件开发中心,仅2003年,在中国大陆就取得了624项专利。

  不过,王玮并没有沉浸于这些成就中,他只是告诉记者:“这9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中国工作。”随后,他郑重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继任者:“郑妙勤女士是IBM的Fellow(IBM院士),我推算了一下,IBM的各种副总裁大概有五六百人,Fellow只有57个,所以做一个Fellow比做副总裁要难上10倍。”

  的确,郑妙勤女士的简历让人肃然起敬,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IBM惟一的亚裔女院士,更是由于她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对象数据库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骄人成绩──2000年,IBM从全球160多个国家、30多万名员工中选出了三位“杰出成就奖”得主,郑妙勤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同时也是IBM杰出成就奖38年来的首位亚裔女性获奖者。2003年,她又获得了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全美总会授予的“2003年亚裔工程师”称号。

  记者注意到,郑妙勤女士的名片上有一个IBM的蓝色金字盾牌──此前在王玮的名片上,记者也看到了同样的标志。郑妙勤解释说,这是在IBM服务超过25年的荣誉标志。

  IBM中习惯赋予员工不同的蓝色:大学毕业就进入IBM工作的人称为“纯蓝”,新进入IBM的员工称为“新蓝”,而资深的IBM人则称为“深蓝”。分别于1977年、1978年加盟IBM的郑妙勤和王玮自然都是“深蓝”。而在两位“深蓝”总经理的带领下,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也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蓝色空间”。

  从研究到开发

  “研究单位有很多发明,如果这个发明可以用,就按照研究部门的想法做一个原型,再由原型做一个软件。不过很多发明只是一个想法,以后不一定能用到。这样,从原型转化成产品的,不到发明的20%。”说起开发中心的成果转化,王玮颇有一些遗憾。他告诉记者,软件开发中心要赚钱,就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针对性地开发新技术。

  王玮的话倒和IBM大中华区总裁周伟焜不谋而合:过多的发明,不见得会带来经济价值,但若能通过创新科技,帮助客户解决过去无法处理的问题,才能让客户愿意投资信息设备。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IBM中国研究院正在摒弃传统实验室“门禁森严”的刻板形象,将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拉入到软件的研发过程中来。

  王玮告诉记者,IBM中国研究院实际上分为两个中心,“它们工作的方式不一样,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软件研究中心有120名研究人员,主要侧重于发明、创新、申请专利;而开发中心有1500多名员工,其中一般是IBM自己的研究人员,还有一半则是来自不同的合作伙伴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的软件开发项目是由IBM自己的工程师和本地伙伴的工程师一起来做的。”王玮进一步解释,IBM软件开发中心目前专注于中间件的开发,而IBM长久以来在各行各业已经累积大量的客户经验,软件研发中心则将客户共同的需求,设计成“模块化”的中介软件,再交给合作伙伴开发适合个别企业客户的软件。而且这些“模块化”的软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随时进行弹性调整,“这样可以大量节省合作伙伴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IBM把全部的软件开发工作都拿到中国来做,这样可以帮助中国软件工业的成长,因为我是中国人。况且,中国有最好的人才,有最大的市场。”在面对媒体时,王玮似乎从来都没有掩饰过他的民族情结。不过除却这一点,IBM中国软件研发中心从研究走向开发,不仅仅是节约了成本,更是贴近了市场。

  10年到1年

  说到如何制定未来计划,王玮说:“研究部门以前做10年展望。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这样的做法显然太困难了。现在改为每年做一次全球技术展望,我已经做过几次这样的报告了。”

  通常在每年的秋季,通过做技术研究和市场研究,研究中心做出第二年的发展方向。加上对产生命周期的管理,决定开发计划。

  在调研之后,就是“立项”。一般来说,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项目“追”着开发中心,其中有内部员工提出的,也有来自其他领域的。如何在这些项目中挑选出合适的项目,IBM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按照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三类。近期是很成熟的赚钱产品,这类产品投资少,赚钱多;中期产品是投入很多但还不知道是否赚钱的产品;远期的是刚开始投入的产品,又分为三级,H1、H2、H3,H在这里代表horizon(水平线)。

  考核研发中心的标准,则是花了多少钱,开发的产品质量如何和开发时间是否按时完成。

  “有多少项目在同时做?”

  “按产品分,有近百个工作组”,王玮博士说。有些是在测试,有些项目只做刚开始的部分,并不是完成所有项目的全部过程。

  拥抱企鹅

  “Linux是中国大陆、也是IBM目前最重要的开发方向。所以我们想把很多Linux的开发工作,拿到中国来做。”王玮说。

  正如王玮所说,IBM中国软件开发中心对代表Linux的企鹅情有独钟,在好几年的时间内,都有超过500名的研究人员投入到Linux领域研究中。

  寇育新就是在Linux研究热潮中成长起来的开发中心第一位本土高级经理。正是由于她和她领导的开发团队的努力,2000年开始,IBM 的WebSphere Commerce for Linux的开发项目移师中国,这个项目的研发者也从最初的两个人增加到了30多个人。同时,寇育新还结合客户端软件开发经验和同行的先进技术,提出了一系列有创见的建议,这些建议成为了6月11日发布的Workplace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10月,IBM中国软件研发中心同时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格运算工程之一:中国教育科研网格。把100所大学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建立起一个15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网格。其中,IBM为了这项合作计划所安装的49台服务器,操作系统就是全部采用的Linux平台。

  而在6月11日Workplace发布时,宋家瑜公开指责微软“总是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Windows!”言下之意不难看出是说微软的Office软件产品都是基于Windows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Linux是中国的机遇,也是IBM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