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先知”盘点预言 尼葛洛庞帝的第三次中国行
综合报道
●本报记者 胡喆 北京报道 他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声称自己不在乎金钱，却赚了很多钱；他是一个预言者和实践者的混合体，他的MIT媒体实验室既做理论研究，同时也做许多具体的技术工作；他也是学者和投资者的混合体，他投资搜狐的2万美元已经得到巨大的回报，并且他还同时向50多个创业型公司投资。
他就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先知”。
2004年4月11日，尼葛洛庞帝第三次来中国布道。给本报记者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有很多语出惊人的判断，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论据。因此，他的理论显得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和神秘。
“现在是互联网的转折点”
2004年4月11日，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第三次来到中国。
尼葛洛庞帝第一次访华是在1997年，当时正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狂热爆发的准备期；第二次是在1999年，是中国互联网出现泡沫最高峰的时候；时隔5年，尼葛洛庞帝第三次访华，中国互联网产业又进入了“烈火烹油”的高热期。
尽管现在的中国互联网和1999年互联网创业热潮时的面貌大不相同，尽管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人中有很多并没有按照当初的想法来实践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用崇敬的口气谈论尼葛洛庞帝，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尼葛洛庞帝的著作对他们起到了最初的和最重要的启蒙作用，因此他应该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教父”。
尼葛洛庞帝很自然地对媒体回忆起几次来华时完全不同的感受，他说：“从1999年那次访问到现在，互联网确实经历了一段不是特别幸福的时光。尤其是从2000年3月开始，是整个泡沫的破灭，互联网有点过激地奔向另外一个方向。”对于当今互联网业出现的一些复苏的迹象，他的描述是：“我看到互联网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我发现在创新方面有很多的增长。现在互联网不仅仅能创造就业机会，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创新。” 他最后的总结是：“从高峰到低谷后再开始恢复的过程是非常长的，但这种风风雨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展，在某个阶段可能速度快一些，在另外一个阶段速度可能放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过程。”
4月13日的“2004年中国互联网峰会”上，尼葛洛庞帝作为大会主席出席并发表演讲。巧合的是，担任大会主持的正是《数字化生存》的中文版译者胡泳；同时出席的还有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钱华林教授和最早一批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和评论家，如王峻涛、姜奇平、胡延平等。有趣的是，中国互联网的“生父”和世界互联网的“先知”的座位被安排在一起，会议的间歇里，两人始终在兴致勃勃地交谈。
100美元的笔记本将让中国成为互联网领袖
在互联网兴起之初，尼葛洛庞帝就出版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收录了尼氏在《连线》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预见性地提出了数字科技将给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娱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本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跨入数字化新世界的最佳指南”，高居《纽约时报》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随后又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风行。尼葛洛庞帝也因此声名鹊起，被称为“互联网先知”。
尼葛洛庞帝此次来华，正值《数字化生存》中文本出版8周年。
在13日的演讲里，他这样描述《数字化生存》一书的创作经历，“写这本书我只用了六周的时间，我没记什么笔记，也没做什么研究，也没查阅大量的文献，我只是坐在电脑前，敲键盘。我要说的是，我写书不是在做一项研究工作，而只是描述我过去二十年来工作的成果。”
尼葛洛庞帝很认真地分析了书中的预测有哪些已经实现，而哪些跟现实有偏差。他认为，实现的主要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高速普及，甚至该书还“低估了普及的速度和范围”，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尼葛洛庞帝认为，互联网和电脑的普及与一国的基础电信设施无关，甚至和语言也无关，有关系的是经济发展速度、文化取向和社会结构。
他特意把中国和印度进行了比较：“印度有更强的软件业，又有语言上的优势，在互联网应用上应该超过中国，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比较，都会发现中国互联网比印度发达2～10倍。为什么呢？我想在座的各位会归结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依我看，那是因为中国社会更珍视教育，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
在对预测失误部分的讨论里，尼葛洛庞帝对出书到现在10年间电脑易用程度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尖锐批评，这种批评反复出现在他访华期间的三次演讲里──分别是12日下午和媒体的交谈，12日晚上在清华的演讲和13日在峰会上的发言。尼葛洛庞帝谈到，虽然现在电脑的运算速度、存储容量以及音、视频效果越来越好，但其可靠性、易用性和价格却始终糟糕。“我使用的是最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可系统太慢了，也不可靠。最近这些日子，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觉得沮丧。”在这个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人们应该“用常识打造电脑”，也即电脑功能的设计应该符合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规律。
尼葛洛庞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中国有可能成为互联网世界的领袖，其关键在于生产出价格在100美元左右，并且是全彩色屏幕的笔记本电脑，这样可以让所有边远、收入偏低地区的人都有机会用上电脑和连入网络，这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
“若中国避开3G，将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面对一个被称为“互联网先知”的未来学者，所有的中国人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请尼葛洛庞帝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支招”，另一个是请尼葛洛庞帝预测全球互联网的未来。在整个访华过程中，尼葛洛庞帝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但他同时也表示，他很少上中国的网站。
当有记者问及“最近先后有一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当中是不是有泡沫”时，尼葛洛庞帝认为：“如果说有泡沫的话，可能也不是互联网公司本身有泡沫，而是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这种期望导致的一种过热的情绪。”
虽然肯定了中国IT产业的巨大成就，但在对中国的建议上，尼葛洛庞帝的话语尖锐而且口无遮拦。对于中国的3G事业，他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决策错误”。他回忆起自己和前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会面时的情景：在那次会面时，他坚定地建议中国应跳过3G并直接发展到4G，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感到“当时的态度应该更加坚定一些”，因为“中国避开3G可能是对世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但他并没有详述中国选择3G的失误之处何在。
在对于目前引起广泛争议的WAPI和WI-FI标准之争时，尼葛洛庞帝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不认同中国政府的做法，他直白地谈到：“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犯的一个大错误”。但尼葛洛庞帝认为，他所说的错误并不是从WTO和贸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如果不用WI-FI，对中国有潜在的伤害。”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尖锐的不同意见，尼葛洛庞帝还是没有展开分析他的判断依据，这让许多业界人士感到不满足。
Viral电讯：全新的免费无线网络
12日晚，尼葛洛庞帝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他此次中国之行中最倾向于技术的一场演讲，其中包含了他对于未来技术的一种预测。他提出了“Viral电讯”概念，这是一种无线的通讯方式，他认为“无线对于人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概念中的无线通讯是“没有基站，没有发射塔”的。尼葛洛庞帝描述了这样一种概念，如果每个手机都能在2米的距离内互相传递信息，而每个手机之间的距离又都不超过2米，那么信息就可以不通过任何枢纽而在点到点之间传递，这种模式是免费的、基于大众的。
尼葛洛庞帝用“花盆理论”来对他的概念加以诠释。他谈到，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每家每户的窗台上都有美丽的花盆，因此城市被装点得异常美丽；尽管在窗台上放花盆这个行为是纯粹自发的，并且每个人的目的可能各有不同，但只要每个人都放上一盆花，城市就成了花园。同样，对于未来的通讯而言，只要互传信息的终端足够多，就最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免费。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尼葛洛庞帝的理论架设在两个基石之上，一是未来的网络应该是无线的而且无处不在；二是通过聚合终端的力量可以实现最大化的资源利用，并且免费。
他同时也向清华的学生坦诚地表示：“请大家提问，问题越具有挑衅性越好。”但事实上，清华的学生并没有提出特别尖锐的问题，大部分问题都显得平庸。
当有学生问及什么才是最好的创新环境时，一场有趣的互动展开了。尼葛洛庞帝对提问的学生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这所学校有多少是留学生？”清华的学生回答是：“不到1%。”尼葛洛庞帝马上说：“这就是个问题。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在麻省理工学院里这个比例是35%。不是说我们需要他们的学费，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提供更多的点子用到研究上。”
尼葛洛庞帝还特别讨论了不同的文化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过分强调集体化和统一性的文化环境里不容易产生创新的气氛。他说：“我不太同意日本的模式，因为日本的模式是渐进性的，渐进性本身不错，但是它无法允许创新。一个渐进型的大一统的模式并不是好的模式。”这可能是尼葛洛庞帝典型的美国式思维的一种体现。
尼葛洛庞帝的个人简历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同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主任。同时他还兼任媒体实验室的兄弟机构──爱尔兰欧洲媒体实验室主任。
尼葛洛庞帝教授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并自1966年起成为该校教员。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起先驱作用的体系设计组织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关注许多人机界面领域重要新方法的综合实验室和智囊团。他在1995年出版了《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该书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当年的最畅销书。《数字化生存》迄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