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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电脑报电子版 > 1999 年 > 28 期 > 综合报道 > IT偏执狂 安迪·葛洛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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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偏执狂 安迪·葛洛夫 》 |
风云人物 1998年1月5日，是葛洛夫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战胜了英国王妃戴安娜、克隆绵羊多莉之父伊安·威尔马特和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时代周刊》新一届的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加上1997年英特尔辉煌的业绩，葛洛夫的名声和威望被推上了巅峰。葛洛夫选择了急流勇退，1998年5月他将CEO官职卸下，传给公司总裁贝瑞特,只留下更具象征性的董事会主席一职。这一方面与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是处于战略转折点的CPU市场，迫使他提前让贤。此后，由于公司业绩不佳，加上低端市场操作不力，公司股票比高峰时下跌30％以上。葛洛夫走得恰是时候。这位好斗、爱发脾气、有驾驭力的铁腕人物必须将权力之杖让与一个更和气、更具亲和力的人，才能使英特尔力挽狂澜。同时也能使葛洛夫的财富和名望得到真正的保护。 移民生涯 1936年9月2日，葛洛夫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乔治是卖牛奶的，爱交际，好相处，很有头脑，很早就辍学并自学商业知识和会计，对牛奶经营和服务更是得心应手。母亲玛丽亚，是一个可爱的图书管理员。葛洛夫住在一个19世纪的两居室公寓里，从小就被称为资本家的儿子和犹太人。他父母希望他能用勤奋刻苦来消弭这些偏见。4岁那年，布达佩斯流行猩红热，小安迪也被传染了，差点一命呜呼。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在医院醒来时的想法：“我一定是死了，躺在坟墓里看天空”。高烧留下了后遗症：耳膜由于中耳感染而破得像个漏斗，使他还得使用助听器。 接下来的经历是他从不言及的隐私。二战开始了，东欧的犹太人都像清晨的雾一样消失了。葛洛夫的父亲于1941年被召集到劳改队后，就失踪了。不过后来还是活着从战线上回来，但已患病不轻。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了布达佩斯，开始搜捕所有的犹太人。8岁的葛洛夫与母亲一起隐去真名，靠偷来的证件生活，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收留了他们。14岁，他加入了当地的青年报，投身记者行列。“我很爱这个工作”。可是很快成了报社不受欢迎的人。40年后，他写道：“我不想要这样一种职业：即主观地、用政治观点来决定我工作的成绩。我从写作转向科学”。不过，后来他还是著书立说，满足了写作的爱好。 他特别喜欢化学，尤其对分子有本能的直觉。“他无疑是一个天才。他很开朗，你总能听见他唱歌——在体育课上、实验室里。”葛洛夫还有另一爱好：歌剧。受卡门的“斗牛赛”的诱惑，他甚至想当歌剧演员。在逃离匈牙利一周前，还和同学唱了凶杀爱情戏。当苏军进入时，他乘坐军舰逃到美国。当时他20岁，在伯克利一间很小的单人公寓里（是他姨夫提供的），他迷上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 他进入了纽约城市大学，这是移民的“牛津大学”。刚到美国，经济是个问题，而且初来乍到，“……可以读、写一些英语，但说的时候就跟不上了。我常被科学课上的技术名词弄糊涂”。但他最终闯过了这一关，几乎门门成绩都是A。后来，他一年级时的导师说：“我对他如此强烈的事业心感到有点吃惊。饥饿对一个人的成长的确有好处”。 1957年夏，他在疗养地打工时认识了伊娃，她也是一个避难者。“我走进一间房子，那儿有群人，每个人都和我握手，有一个真正英俊的人拉着我的手，我的感觉，喔！”她笑着回忆。1958年1月，他们结婚了。 最严厉的老板 葛洛夫扮演强硬派的角色，正如霍根所言：“如果他母亲碍着他了，他也会把她解雇掉”。考克斯也说：“你得理解这一切，诺宜斯是个很善良的人，这使他深受爱戴。因此公司就得有人去鞭策和训斥后进员工，安迪正好擅长这一手。”一次他对一位女员工叫道：“如果你是男的，我会打断你的腿”。1979年，葛洛夫出任公司总裁。1982年，经济形势恶化，公司发展趋缓，他推出了他的“125％的解决方案”。要求雇员必须发挥更高的效率，以战胜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这也是“迟到登记表”的由来。公司员工每天得工作10小时，所有在上午8：10以后上班的人都得签下大名。一天上午，《纽约时报》的记者居然看到葛洛夫也签了名。 在销售会议上，你可以看到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他。他的匈牙利口音使其吐词不清，他用拖长的声调说：“英特尔是美国电子业迎战日本电子业的最后希望所在”。这一刻，几百名青年男女热血沸腾，似乎被一共同的命运所吸引，甘愿牺牲一切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把生产出来的芯片卖掉！ 当然经营公司是件难事，让人感觉好像总在最后时刻才绝望地跳进救生船。一天晚上葛洛夫梦见自己被一群野狗追赶。他说：“这是一个压力锅”。著名的风险投资家约翰·道尔在70年代为英特尔工作了6年。“葛洛夫不能忍受迟到或没有目的的会议。他是一头拼命的驴，这是行业的特性，没有答错的机会。”1984年的《幸福》杂志，将他评为美国最严厉的老板之一。有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 “125％的解决方案”使英特尔成为血汗工厂，一些不满的工程师在头上系上布条来发泄不满。而且葛洛夫的努力仍无法抵挡日本厂商的进攻。1984年，公司存储器业务衰退。生产出的产品像山一样积压在仓库里：资金周转失灵，公司危机深重。好在葛洛夫创立的目标式管理支撑住了企业运营的轴心。而且大救星微处理器业务也逐渐成熟。1985年的一天，葛洛夫与公司董事长兼CEO的摩尔讨论公司困境。他问：“如果我们下台了，另选一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业务”。葛洛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1986年，公司提出新的口号“英特尔，微处理器公司”。英特尔顺利地穿越了存储器劫难的死亡之谷。 芯片缺陷和身体缺陷 有了微处理器这件护身符，英特尔就平步青云。1992年，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而且与第二名的距离越拉越大。葛洛夫的传奇色彩也逐渐加深。因为英特尔已不仅仅是微处理器厂商，它逐渐成了整个计算机产业的领导者。 1994年，一个小小的芯片缺陷，一下子将葛洛夫再次置于生死关头。“1994年11月22日。我想给办公室打电话，这时电话铃响了，传播部的领导有急事找我。说CNN将派人来公司，他们已风闻奔腾处理器的浮点缺陷问题。这事就要闹大了”。12月12日，IBM宣布停止发售所有奔腾芯片的计算机。“现在，预期的成功忽成泡影，一切变得不可捉摸。我们的雇员心神不宁，甚至感到恐惧”。但葛洛夫不能恐惧。12月19日，他决定改变方针，更换所有芯片，并改进芯片设计。结果公司耗费475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公司研发的半年预算，或奔腾的5年广告费用。 但英特尔又一次活了下来，而且更加生气勃勃，是葛洛夫的性格和气质救了自己。他的勇气和热情像电流一样传遍英特尔公司。葛洛夫拯救了公司，这一次又该拯救自己了。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病情。 1994年秋，新来的私人医生为他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一切都正常，只有一项PSA的化验结果是5，而正常值应是0～4。医生似乎不在意，葛洛夫也没当回事。1995年早春，在一次度假中，他突然想到了PSA化验。决定上网查找相关信息，他发现了前列腺癌的新闻组。休假完毕，立刻又做了一次PSA化验，结果升到了6。肿瘤在扩散！他紧急约见了一位泌尿科大夫，诊断结果不出所料，他患了癌。这一年他58岁！ 他将开刀、化疗和冷冻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最终选择了化疗。一个月后指标正常了。但他知道，对癌症的恐惧将伴随他的余生。由此他得到启示：“调查、选择、去治——而且要快。你需要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度。消极等待只能更糟”。这与他经营理念如出一辙。 葛洛夫曾经许诺，到57岁他就退休。但到了57岁，他干得正欢，英特尔也如日中天。因此即使身体出现问题，也不言退休。但此时，他不得不考虑接班人问题。 1996年，身兼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葛洛夫出了新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他一生理念的总结，其中核心就是战略转折点问题。“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我常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一格言，我不惜冒偏执之名，整天疑虑事情会出岔”。 但是偏执一生的葛洛夫还是在新的转折点面前遭遇挫折。1997年，在多媒体奔腾和奔腾二代的推动下，英特尔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网络所带来的反冲很快显现。作为摩尔定律的忠实执行者，葛洛夫一直否认低端市场的重要性。但是低端市场却在他的眼皮底下熊熊燃烧起来。1998年，公司公布了第一季业绩，让众人大跌眼镜。这年5月，迫于形势，葛洛夫将CEO一职也交给了贝瑞特，自己从第一线上急流勇退，将跨越新的转折点交给了继任者。 生活与工作之道 的确，除了工作，葛洛夫应该享受更多的乐趣：与妻子伊娃滑雪、骑自行车、听歌剧，他偶尔也跳上一阵狂热的、不连惯的舞蹈（两人为了踏上节拍，伊娃曾把脚扭了）。当然他还天天出现在小格间办公室，人们还经常可以听到他的笑声。葛洛夫与伊娃的婚姻，是他一生的核心。他一直非常忠于她，他们的接触总是有着无尽的情感。葛洛夫的大眼睛，在会议中能穿透15米外没做好准备的董事的头骨,而当他看伊娃时，却总是他最温柔的一刻。对女儿,他更是充满父爱。他经常带孩子进行商务旅行，但他让女儿们写报告，5分钱一页。“我们就是这样得到零花钱的”。 公司创始时，葛洛夫没多少股份，但日积月累，他的财富也积累出3亿多美元。他还是十分节俭。他没有把钱花在飞机、豪华住宅或跑车上，生活很简朴。他希望女儿舒适，但将部分财产捐给慈善事业，还给母校纽约城市大学捐赠了10项化学奖学金。 葛洛夫是幸运的，幸运地逃离了匈牙利，幸运地到了纽约城市大学，幸运地加入英特尔，幸运得一次又一次成功。当然，最大的幸运还是和伊娃结婚并有两个女儿，他要抚养她们并教她们跳舞和微笑，使之成为美丽的美国女人。 （方兴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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